党报社论曝元凶四大利空浮现

党报社论曝元凶四大利空浮现【1、钱荒困扰经济发展】中小企业缺钱、银行缺钱、股市缺钱、楼市缺钱、民间借贷火爆夏日骄阳下，广东东莞的贾华满头大汗地钻进驾驶室，把一叠资料重。5分钟前，他递交的贷款申请刚被银行否决。信贷员苦笑着解释：今年的存款准备金率已上调到21.5%，我们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许多两个月前审核通过的贷款都还没放出去呢！贾华所在的是一家小型服装企业，由于搬厂需要数百万元资金周转。前段时间，他马不停蹄地联系了七八家银行，尽管有足够的抵押物，但仍未能获得贷款。万般无奈，只好借了月息5分(即月利率5%，合年利率为60%)的民间借贷，比1年期贷款6.56%的基准利率高出了8倍。贾华的遭遇并非孤例。为了收紧物价上涨的货币条件，央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以来已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随着银根不断收紧，市场上钱荒的现象频频出现。中小企业缺钱。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表现为两方面：从银行获得信贷额度的可能性明显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明显上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坦言，我们调研发现，中小企业从银行渠道获得的非抵押贷款利率在15%以上，是大型国企的2至3倍；从民间渠道获得的短期拆借贷款日利率通常达0.2%至0.6%，年化后约为50%至150%！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报告显示，一季度全省企业融资景气指数为104.9，分别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四季度回落8.6和7.1点，处于不景气区间。企业融资成本升幅加快，1-2月，全省规模以上中小企业财务费用同比上涨30.1%，其中利息支出上涨36.6%。而在深圳，调查显示约75%的中小企业存在融资难，资金缺口达5700亿元。银行缺钱。6月30日上午，温州银监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制止违规揽存行为。下午，温州的不少客户就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将军支行7月1日起推出'存款加送奖金活动'：储蓄20万元加送1200元奖金，储蓄50万元加送5000元奖金，存款越多，奖金越高！详情咨询潘行长热线。群发短信揽存的温州瓯海农村合作银行将军支行潘行长次日被免职。震动之余，业内人士也很感慨：上午发禁令，下午越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会这么去拉存款？央行统计表明，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7.34万亿元，同比少增1846亿元。随着存款增速放缓，一些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头寸紧张。6月下旬，由于银行年中的存贷比考核临近，加上存款准备金缴款，使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几乎干涸，平时2%左右的7天回购利率一度暴涨至9%，创下三年半来新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股市缺钱。上半年股市低迷导致资金严重外流，仅5、6月份A股存量资金就流失了900亿元。由于股市资金趋紧，今年的新发基金平均每只募集规模仅为16.55亿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低，迷你基金比比皆是。楼市缺钱。随着楼市调控的深化，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持续趋紧。一季度84家上市房企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705.9亿元，同比大减1150亿元。为了缓解钱荒局面，一些开发商借道海外市场储粮。目前，华润置地等内房股(在内地经营且已经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在香港市场发债融资的利率已高达20%-25%。巴曙松说。民间借贷火爆。宝马800辆左右、奔驰600多辆、奥迪500多辆、保时捷50多辆、英菲尼迪50多辆……近日，有网友列出了江苏泗洪县拥有的各类豪车数量，令人咋舌。其中，泗洪县石集乡据说拥有宝马车500辆，被网友戏称为宝马乡。一个并不富裕的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豪车？知情人介绍说，当地不少人放高利贷，以2分3分的月息向百姓募集资金，放出去1毛2毛，甚至更高。以月息1毛(月利率10%，合年利率120%)计算，借出去1000万元，1个月后收回来就变成了1100万元。而这股高利贷风潮正是从今年春节银行信贷紧缩后开始蔓延的。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调查表明，有89%的温州家庭(或个人)和56.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当地民间借贷容量达到560亿元。据当地人透露，温州个别民间借贷的月息已达2毛，转化为年利率高达240%！民间借贷火爆，是钱荒现象在银行体系外的生动表现。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当前民间借贷正呈现三大新特征：一是范围广，从两年前的江浙等沿海地区扩展到陕西、内蒙古等内陆地区，从制造业领域扩展到商贸流通业甚至普通家庭。二是利息高，一些地方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100%，达到近年来最高。三是参与者众，在高息和资金需求饥渴等因素作用下，出现了资金拆借'二传手'。我们在陕西神木县调研时发现，当地一些银行80%的贷款都放给个人，个人贷来后往往以更高的利率转借给从事民间借贷的机构，这些机构再层层加码、高息放贷，这样一来，银行事实上充当了高利贷的'二传手'。郭田勇说。钱流不畅总体看当前流动性仍较为充裕，只是由于种种因素，造成局部领域和环节资金供应偏紧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形：一边是钱荒，一边却是不少大企业出手阔绰、一掷千金。今年以来，已有25家上市公司宣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投入资金超过120亿元。一边是钱荒，一边却是大量游资轮番炒作、旺火难消。从炒大蒜、炒苹果、炒中药材、炒金银到炒玉石，游资投机花样迭出。究竟是钱荒还是钱多？为什么在一些企业、行业差钱的同时，另一些企业、行业却不差钱？从总量看，货币供应量正从过去两年的反危机状态向常态水平回归。今年一季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值为33.5%，这一数字在2002年至2008年间平均为25.9%，在2009年上升到70%以上后逐步回落到目前水平。巴曙松建议，银行业应跳出简单的存贷款服务模式，努力为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在整合金融服务中获得收益。比如，为企业提供PE+贷款、发债+担保+信托计划等一揽子服务，而不是眼睛只盯着不断萎缩的信贷业务。人民日报：中国存在两大风险百姓钱包鼓得很慢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经济快增、国力变强的背后，一个现实正在逼近：转型中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使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在十二五面临一个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会不会深陷其中？中国能不能越过这道坎？经济风险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中国站上中等收入国家台阶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美国《财富》发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内地占61席，但制造企业占比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加快向美欧等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结构正遭受美欧的压和新兴经济体的挤，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大了我国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社会负面因子不断累积，发展一步步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正碰到类似的挑战。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为求经济增速一高再高，各项投入仍倾向于物而不是人，对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在我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是虚高，实际上仍有10%-12%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保。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达49.6%，但如果以户籍为标准，起码有1亿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许多进城打工者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却未能实现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