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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中国海洋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Co-Sponsors:OceanUniversityofChinaTexasA&MUniversity承办：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OrganizedbyCollegeofLiterature&Journalismcommunications,OceanUniversityofChina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China-US.Children’sLiteratureSymposium会议手册ConferenceHandbook青岛2012.6.2-2012.6.3Qingdao2012.6.2-2012.6.3热烈欢迎出席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的各位嘉宾！目录Centents1.日程安排………………………………………………………………错误!未定义书签。Agenda…………………………………………………………………错误!未定义书签。2.论坛议程……………………………………………………………错误!未定义书签。Tentativeschedule………………………………………………错误!未定义书签。3.讲稿及摘要（中文）…………………………………………………5讲稿及摘要（英文）…………………………………………………924.论坛讲者简介(中文)………………………………………………226论坛讲者简介（英文）………………………………………………2335.会务组（中文）………………………………………………………243会务组（英文）………………………………………………………244讲稿及摘要（中文）中国儿童文学中儿童观的多重相面与当代使命汤素兰摘要：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国文学的“言志”与“载道”传统的影响，同时和每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目的紧密相关，因而呈现出复杂的多重相面。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儿童观虽然已经逐渐向儿童本位回归，承认儿童是独立的存在，有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文学的作用是顺应儿童的自然生长，助长发达，但是作家个人的创作中呈出的儿童观依然会受到传统文化基因与社会政治氛围、教育目的的制约，使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曲折艰难。因此，当代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在变革自身的同时，也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启蒙民众的儿童观、保护儿童的天性、鼓励儿童享受童年快乐、充分发挥其文学的审美功能而作为现有学校教育的修正与补充，成为一种爱的教育，为儿童一生的幸福奠定基础。儿童观是成人如何看待和对待儿童的观点的总和，它涉及到儿童的能力与特点、地位与权利、儿童期的意义、儿童生长发展的形式和成因、教育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中外皆是如此。比如中世纪基督教的儿童观认为儿童是有罪的羔羊，成人应该对他们严加管束、约制，使儿童能不断地进行赎罪。儿童体内的各种毒素，是儿童犯罪的根源，容易导致儿童的错误行为，而严酷的纪律则会减轻、甚至消除儿童的这种行为，因此可以责骂、鞭打儿童，对儿童施行体罚也是应该的。这样的儿童观也体现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比如我们能从金斯莱的《水孩子》中看到儿童承受各种肉体的、精神的折磨：小汤姆因为偷吃了糖果，全身就长出了海胆一样的毒刺。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因此，在给儿童编写的童蒙课本如《二十四孝》、《三字经》等书籍中，就能读到“郭巨埋儿”“吴猛恣蚊饱血”等可怕的孝顺故事。中国儿童文学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受到了西方儿童文学的深刻影响。关于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问题，朱自强先生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有严密的梳理。他认为在儿童观的问题上，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儿童文学的初创时期就有了周作人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也有鲁迅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儿童观的批判和“救救孩子”的呼吁，但是，在真正的儿童文学实践中，我们的儿童观长期与周作人提出的“儿童本位”相背离，儿童文学沦为教育的工具或者政治的工具，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历史进入新时期，甚至进入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儿童观才又开始回归到“儿童本位”，儿童文学也开始向“儿童性”与“文学性”回归，呈现出从童心到成长、从教训到解放、从观念到心灵、从功利主义到游戏精神、从严肃到快乐幽默、从白纸说到种子、从短篇以中长篇的发展大趋势。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也再一次回到上世纪初的出发点，并且开始了向新的现代性的追求。他因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明天充满了信心。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与创作实绩来看，朱自强先生的学理分析与历史总结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回望中国儿童文学曲折的发展历史，我们对于未来的儿童文学发展也不能不心生忧虑。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总是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曾经深刻影响甚至阻碍过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些观念，在未来也会成为新的阻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中，便可以更加自觉地绕开暗礁，而让中国儿童文学在向文学性与儿童性的回归中，更顺利一些。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生态与教育观念的影响与制约，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一直呈现着复杂的多重相面，这些因素过去曾经成为滞碍中国儿童文学发达的暗礁，将来也不会自行消失，它一直会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而存在。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在传统文化中，“长者为尊”，而不是“幼者本位”。在家庭中，孩子属于父母的私人财产，“父为子纲”，因此“世上无不是的父母”是民间耳熟能详的家训，《弟子规》也谆谆教导“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在学校（私墪）里，需要“尊师重道”，“师”是有绝对权威的，“天地君亲师”，“师”的位置和“天、地”一起上了神龛。因为“师道尊严”，所以学生与老师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学校里老师体罚学生更是天经地义。在广东民间，旧时私塾别名“卜卜斋”，“卜卜”就是孩子挨打的象声词，大家相信“不打不成人”。在日常的生活中，老师或者以老师、家长为代表的“成年人”也是全知全能的，孩子是需要被教育、教管与教化的。正是这样的观念影响下，才有了儿童文学中的“教训主义”存在。儿童与成人的地位的不平等，不是空喊几句口号能够解决的，甚至也不是一场文化运动能够革除的。即便是当今，本已作为封建糟粕革除的《弟子规》又再一次作为众多学校的校本课程而由孩子们大声朗读，大有复辟之势。儒学与礼教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宗。儒家文化讲中庸，要求人的行止要合规矩尺度，这和孩子的活泼好动的天性正好相违背。礼教与儒学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要求严格，相信“勤有功，嬉无益”，反对儿童游戏。要求“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反对个性张扬。这样的传统观念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普遍存在，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它还会不时冒出来，影响我们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创作。所以，无论在哪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中，我们都能看到因骄傲、因三心二意而吃尽苦头的孩子（大多数时候是拟人的孩子——如小花猫、大公鸡）。中国文学传统深厚。但传统文学归结起来是“言志”与“载道”。所以，历来讲究文学的具体社会功用。政治家借文学来传达政治意图，革命家借文学来改变社会，隐逸家借文学以表明心志。比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不仅有“小说界革命”，还有“诗界革命”。即便是在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文学主张和流派，也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如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文学研究会的叶圣陶、冰心等作家创作的。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就是最典型的“文学为生人生”的产物，也正因为童话过多地承载了社会人生的内容，童话失去了童话的幻想与空灵，稻草人终于不堪重负，最终倒在了地上。也正因为过于强化文学的社会功用，在战争年代，有了《雨来没有死》这样歌颂小英雄的战争儿童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有了《宝葫芦的秘密》这种反对“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长篇童话，而在改革开放、张扬个性的新时期，有《我要我的雕刻刀》这样的“新问题小说”。即便到了2010年冬天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我们的议题中也有“打造儿童精神高地”的新的历史使命。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如曹文轩教授，在写作文质俱美的儿童小说的时候，也自觉地承担起了“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的重任。作家们在写作的时候，往往都肩负着民族大义与社会责任，娱乐儿童倒在其次了。所以，周作人先生在上世纪初最看重的“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我们的儿童文学中总是不多见，即使偶有出现，也不会被大多数教师与家长看重。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儿童文学不一定要有教育性，但是，儿童文学总是在起着培养和教育儿童的作用。在为儿童编写的教科书中，很早就引进了儿童文学作品。比如：童话、小诗、寓言、散文和民间故事。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所以，既有人格塑造，品性养成，也有具体知识的传授。黎锦晖的儿童戏剧当年就不是为了娱乐儿童，倒是主要承担了传播白话文的任务。教育的对象是儿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把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方针都是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在儿童文学中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品德教育，讲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总是高于个人的发展，作品中缺少儿童情趣、儿童个性和快乐因子就顺理成章了。而教育问题又总是受到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中国的儿童文学曾沦为政治的工具与教育的工具，当然是社会政治环境使然，但也未必不是在传统文化作用和集体无意识下的自觉选择。今天，因为儿童文学的受众基本上是正在学校和幼儿园里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群，又因为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教育与政治依然会深刻地影响当代作家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创作是儿童文学作家个人的精神产品。每个儿童文学作家都有不一样的儿童观。而作家的儿童观又受到传统文化、教育观念、政治氛围与个人的知识结构、文学师承的影响。因此才有“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也才有贺宜先生提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主张，《小猫钓鱼》这种压抑儿童天性的作品才有了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的必然性。经历过一百年的发展，尤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拨乱反正与文学回归、以及对西方众多经典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心理学著作的译介，中国儿童文学中呈现的儿童观已经更多元、更开放、更回归儿童本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并非当今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品都能如周作人先生所期望的对于儿童能起到“顺应自然、助长发达”的作有。比如从拍摄于2005年的儿童电影《童梦奇缘》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对儿童幻想天性的否定。凭心而论，在中国众多儿童电影中，《童梦奇缘》已经是一部相当有艺术水准的电影，但是，其中一个关键的情节是主人公渴望长大，电影的结局是这个渴望长大的孩子真的实现了梦想——长大了，但也迎来了自己的悲剧——无法再回到童年，只能迅速变老，进入老态龙钟的可怕岁月。还有一个关于雪人的非常唯美的故事，作家为了强化故事的感人效果，让雪人把做眼睛用的煤球取下来为老奶奶的取暖。作家在这样写的时候，只顾自己“言志”，而丝毫没有顾及到儿童自身的感受，其实孩子在阅读故事时是常会把自己等同于那个可爱的小雪人的。正因为中国儿童文学中呈现的儿童观有着复杂的多重相面，一直受着传统文化基因、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与教育方针、政策的制约，当代儿童文学中儿童本位的现代的儿童观更具有特殊的历史使命。首先，启蒙民众的儿童观。朱自强先生曾用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来比喻周作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尤其是他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众来说，儿童观依然需要启蒙。差不多一百年前，鲁迅先生曾经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中说，中国的父母对于孩子应该“健康的生产、尽心地养育、完全地解放”。但这样的观念在今天的中国父母的心中还不普遍。陈志武教授曾经作过一项调查，中国父母生养孩子的目的，大多数并非为了爱，而是为了养老，或者家族的传宗接代。所以，以儿童文学中人性的、现代的、科学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启蒙民众的儿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