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产生背景

传播政治经济学产生背景：1.报业、电子媒介及电信业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现代化的管理手段——诸如生产、行销、金融业及会计等各方面的流程与技术已扩展到媒介的各个方面。传统的经营模式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媒介环境的发展促使着新兴学科的形成。2.大众媒介的发展成为造成大众消费形式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组织生产的趋势是将重心放在特定市场，而传播则在生产的每一环节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使生产线迎合顾客需求，将产品推销给顾客，并就顾客购买情况作出快速反应以进行新的生产决策，这一切都是传播在起作用。3.国家通过角色的扩张，成为传播的生产者、行销者、消费者、监控者，例如相关部门通过规范管理及制定政策来调整媒介之间的竞争，对来自阶级、性别、种族以及社会运动等各方面的斗争压力做出反应。这一学科重视国家在建构电信、广播及信息系统中的作用，并评估以公众和市场为基础的经营策略。4.商业与国家力量的壮大，推动西方核心国家将其权势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信息输出、媒介权力的转移，从而造成动荡，这也引发了对这一学科内最重要的议题：媒介帝国主义的讨论。关注主要问题：1.产权集中化，一是纵向整合，使组织在特定部门中控制越来越多的生产线；二是跨部门的横向整合。这一学科的研究任务就是考察媒介产业的逐步整合是如何跨越了传统产业和技术分工的界限。ex.一些大公司通过分裂卖掉了他们的某些部门，而一些小公司填补了市场空白。这使得大集团的权力被较小的公司减弱，大公司也对自身进行改革以便不受阻于官僚作风，然而这也意味着一部分风险被转移到了小公司身上，反对集中化的趋势却加强了大公司的地位。这究竟是资本主义本质的变革还是资本主义体系轮回的发展？学科内部对此持有争议。2.了解国家或政府与传播业的关系。两种观点：国家是多元化社会压力导致的独立仲裁者；国家是资本的可靠武器及可使唤的工具。斯密塞指出：国家始终处于调和各企业的利益与充当公共服务机构工具的矛盾中。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国家是传播服务的主要使用者。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尤其是军事部门，获得从军事采购中标获利的主要集团的资助，试图控制大量的无线电波频段，这些频段正是电子传播的主要工具。政府不仅是主要商业利益巨头获取传播资源的仲裁者，而且也是资源分配过程中的操纵者，政府确保自己拥有半数频段，另外的则分给军事或情报部门。3.全球权力结构如何介入媒体，产生什么影响，尤其对全球贫困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媒介帝国主义的构成，他与一般霸权过程的关系等。另一方面，传播业逐渐转向世界性的传播秩序，由跨国企业领导，受到各自政府的支持，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走向联合；跨国媒介与信息业的特征；国际组织特征的转变。4.如何通过地址、反抗及努力，来创建反霸权的非主流结构。这方面的研究大多考虑到阶级、性别、及种族的社会关系，以便了解反抗的动力以及它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的联系。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全球政治经济由各国公司、政府机构和影响全球和本土权力关系的阶级组合的构建;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传播中的社会运动、日益私有化的视听空间中的公共领域状态、一个把公民身份塑造为消费者的资本主义等等。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定义：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突出特点是：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受众商品理论：达拉斯.斯麦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传媒制度下,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媒介所生产的商品不是广播电视节目,而是受众这一特殊商品。节目只是提供给顾客的免费午餐,目的是要将观众吸引到节目上来,再把观众的眼球注意力卖给广告商,这样,观众就被当作商品卖给广告商。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认为,全球商业化的传播体系是通过整合与兼并、跨领域经营与国际化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实现的,作者列举了集团化形式之一的水平整合实例——英国最大的培生-朗文公司对企鹅图书公司的收购,以及集团化形之二的控制整个传播产业流通与消费的垂直整合(vertical)的案例——英国最重要的报刊出版商IPC与里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高度集团化之后的巨无霸(Mega-Mergers)大公司直接参与出版产品的生产、供应和销售,从而全面宰制文化市场的消费。如此格局,形成了市场的绝对壁垒,竞争与准入的条件对小型出版公司来说是不敢问津的。商业化的直接后果是传媒集团把新闻作为市场利润的手段,新闻仅仅是吸引消费者的副产品,导致了媒介的“公共”服务完全转换成为由市场竞争者提供的“以成本为基础”的服务;再如广告严重制约了传媒的内容生产与受众的共识,以及因传媒技术的更新而再产生新的国际传媒分工利益的不公正(涵盖阶级、种族与社会性别范畴)等等,所有这些都腐蚀了媒体从业者的操守(业界职员需顺应广告商和产权所有者的效益要求,否则被裁员或解雇),摧折了媒介产品的质量(因媒介需要节约成本,减少经营预算与采编投入),并且因为垄断媒体、企业财团、国家政权之间的“共谋”关系更为密切,而削弱了民主社会的根基,压制和排斥了民众的意见表达。反思1.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在于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民主、多元化等具有普适意义价值它的视点始终是审视的:审视是否存在更大的支配,审视乐观中的悲观的一面,审视正常中的不正常,审视平等中的不平等,审视合理中的不合理,审视必然性中的偶然性这种审视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保持了对支配力量(以及伴随的权力)的警惕,对所谓主流的警惕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追求其价值过程中,并不认为这些价值的实现是一个线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各种力量间不同性质的互动的结果其间,使用传播资源的便利性会因社会资源的差异而不同占据相对优势的一方往往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如意识形态支配)让不平等自然化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主张相对劣势的一方发挥其主体性,利用尽可能的方式(如亲近者联盟、创造新的媒体、参与传播)实现力量的均衡但传播政治经济学似乎没能注意到这样一个可能的事实:各种支配力量之间的合作性和反合作性,特别是反合作性为非支配性社会力量提供了主体性复苏的契机比如,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与市场之间存在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它们不时地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打开了大门因此,关注特定情境之下优势力量的演化关系应当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未来所不应忽视的2.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中国国内一些激进的新左派认为,许多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知识分子把市场过程抽象化,抹杀市场制度的形成与权力的关系,从而有意或无意地站在垄断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团一边讨论中国问题他们的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龙如果将这一批评不加保留地直接用之于对传媒的评价有些武断,但这种敏感性有利于人们对传媒改革保持警惕。如果将这一批评不加保留地直接用之于对传媒的评价有些武断,但这种敏感性有利于人们对传媒改革保持警惕比如中国在推行传媒市场改革的时候,一些人认为中国收费电视之所以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在于免费电视太丰富按照这种归因思路的话,是不是要完全取消免费电视,或者削弱免费电视从而形成发展收费电视的良策呢?同样,在推进数字电视的时候,当初也存在谁来付钱推行电视数字化的问题,其间一度还出现了各种推行模式：有线电视公司出钱?政府出钱?家庭出钱?为了让家庭出钱,一种极端的观点甚至主张直接关掉模拟电视信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模式也好,极端的观点也好,都反映了不同的利益关照。人们对此可以质疑,究竟为了谁的利益?谁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从而需要在政策制度层面上做出明确的回应,而不是跳过这一阶段后,在“制度预置”前提下进行讨论和改进,或者是进行所谓的“不断完善”3.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也被批评者称为经济决定论。批评者认为它将意识形态降低为经济基础，同时，过于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要来自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具体的研究中，后者主要关心文本意义的建构，及受众对文本的解读和对媒介意义的消费，它突出了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与受众的能动性。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两派学者就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然而，“大众传播体系很显然具有双重性，既是商品的生产，也是文化意义的工业，两者不可偏废而争孰先孰后。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产生重大分歧的症结之所在，就是两者对于文化想象的不同。”也许只有将两大对立视角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媒介文本进行更为全面、深刻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