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中国教育史(节选)私学兴起于春秋战国,兴盛于两汉。汉代高等私学一般称“精舍”、“精庐”。汉代高等私学经师身份大致有二:一是官吏兼经师,所谓“居官教授”;二是经学专门家,所谓“隐居教授”。经师们的教学风度也颇为不同。如东汉贵族出身的经学家马融,生活豪侈,作风放达,善鼓琴,好吹笛,给高足讲课“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而另一个《尚书》专家叫孙期的,太学生出身,家境贫困,亲自牧豕大泽中,以供养母亲。生徒身份也有区别,有及门弟子和著录弟子之分。及门弟子,指亲自到精舍,向经师问学。著录弟子,是列名某一经师门下,有师弟子之名分,没有授受经学之实。史书记载,有的经师门下,著录弟子达数千人或万余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即使是及门弟子,人数若太多,经师大儒不得不采用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的办法。这种弟子间转相授受的办法,非常流行,形成了以名儒讲诵为主、弟子们转相授受为辅的教学方法。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乃使高业弟子,以次相传,鲜有人其室者”。郑玄在其门下,至三年未见师面,最后出师时才得一见。古代初等私学—私塾蒙学及蒙养教材对少年儿童进行识字、写字教育的蒙学,自汉代以后都是私人、家族或由地方乡绅集资建立的。汉代的蒙学,称“书馆”或“学馆”,教师称“书师”。唐宋时期有村学、村塾、冬学等名称。明清时期的蒙学有三种形式:一是“坐馆”或“教馆”(指富人聘请教师在家进行教学);二是“家塾”或“私塾”(指教师在自己家内设学);三是‘义学”或“义塾”(指地方或个人出钱资助设立小学,招收贫寒子弟)。明清的蒙学已经定型,有了一般固定的教学程序和教学制度,也有了一批相对稳定的蒙师队伍。中国历代王朝,都不由官方出资建立以读、写、算为主的初级教育机构,但自宋代以后,不少著名教育家特别倡导儿童教育,大都亲自编写各种儿童教育读物,社会上也形成了普遍关心童蒙教育的风气。《史籀篇》是著录于史册的最早的蒙学教材,据说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汉书·艺文志》)。自周秦以来,各朝代都十分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蒙学教材的编写,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三个时期:一是周秦至唐五代时期,以字书为主,道德和常识教材为辅;二是宋至清中叶,蒙学教材专门化,分科渐细,道德教育、识字学文、诗词歌赋、历史典故、博物常识、天文历算各有专门教材;三是清中叶至清朝灭亡,出现了一批用旧形式介绍新知识的教材。蒙学教材内容可分为六大类:(1)综合类:综合各种常识的识字课本,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最有影响。(2)伦理道德类:《太公家教》、《名贤集》、《二十四孝》、《性理字训》等。(3)历史类:《蒙求》、《十七史蒙求》、《史学提要》、《历代蒙求》、《龙文鞭影》等。(4)诗歌文学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神童诗》、《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文钞》等。(5)博物自然类:《名物蒙求》等。(6)数学类:《日用算法》、《算学启蒙》等。古代蒙养教材注意儿童心理特点,采用韵语形式,文字简练,通俗易懂,并力求将识字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经验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四)古代私学的特殊形式—家庭教育私学的另一种类型为家教,即在家庭中父子相传,起源甚早。这不是指识字教育和某种技艺的传递,而是一种专门学术的传授,汉代已相当流行。如史学,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作《史记》;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作《汉书》。目录学,刘向、刘欲父子。经学,出现“累世经学”,如桓荣,专攻《尚书》,为汉明帝的老师;其子桓郁,继攻《尚书》,为汉章帝、和帝之师;其孙桓焉,继承祖业,为汉安帝、顺帝之师。书法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算学有祖冲之、祖唯之父子,等等。实际上,汉以来家学传授的绵延,为唐代建立多门类、多学科的专科学校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唐中叶以后,宗族、大小家族逐步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聚族而居)。为了维护、巩固本家族的势力,族长家长们都很重视对本族子弟的教育,如江州义门陈氏,运用家族的经济力量,既设私塾,对本家族的子弟进行识字、伦理教育,又立更高程度的“东佳书堂”,培养本族优秀弟子,科举应考,进人仕途。像这一类近于大学程度的家学,在五代至宋初,颇为发达。通过家学,传递专门学术,这个传统一直绵延到清代不绝。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大特色。文章来源:郭齐家《传统文化与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