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合璧的西什库教堂

中西文化合璧的西什库教堂（1703-）中西圣经语文(周冉)·2015-08-1422:14题图：2012年春天时节的北堂。2010年冬季，历史悠久的西什库天主教堂修缮工程竣工，这座几经炮火的古老建筑恢复了1887年在现址时的风貌。位于北京西安门的这座老教堂历经百年风雨，见证了无数教徒的喜怒哀乐，目睹了清代天主教在中国的盛衰，更与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它就是被天主教徒们称为北堂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西什库教堂所在的北京西安门内，是明代宫苑的仓库所在地，如今教堂的主体为一座三层哥特式建筑，顶端共由11座尖塔构成，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高16.5米，钟楼尖端高31.4米，鸟瞰大堂建筑呈一个巨大的十字形，教堂拱券门上方镶嵌的一块碑刻：“光绪十三年敕建天主堂”。然而查阅史书可以发现，这座皇家敕建天主堂，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清康熙年间。天主教与清代统治者的关系，三百年以来时而亲密时而疏离，小小的西什库教堂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透过刚刚修缮一新的砖墙，你可以清晰地触摸到它的往昔，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强烈交流与融合。康熙赐地修建教堂清代统治者从多尔衮开始，身边便出现一类特殊的人群，他们拥有西方人的外表，精通现代科学，却身穿朝服，穿梭于皇宫大内，为皇家事务献计献策，甚至参与大清的外交和传位大计。作为顺治帝的老师，法国传教士汤若望更是顺治口中的“玛法”（满语意为“老爷爷”），清代早期不少西方传教士接踵入华，遍布各省传教建堂，成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一个黄金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仅仅限于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更是帝国政治的参与者。他们成功地争取到了上层统治者的信任，为天主教踏上中华大地打下皇家基础。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任命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为议员，随同索额图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条约以拉丁文为正式文本，在谈判中，两位传教士“竭尽绵薄”，康熙对其大加褒奖：“合约得以缔结，实赖尔等之才智与努力”。康熙还用西洋文写下“西洋人心最实，皆因学问有根也”的字句，以示对传教士的肯定。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下发了闻名西方的《一六九二年康熙皇帝保教令》：“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数万里航海而来，劳绩甚多，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保留，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此后不久，康熙久病，宫中太医束手无策，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贡献西药“金鸡纳霜”(奎宁)治愈了康熙帝的疟疾。皇帝大悦，下旨把皇城内的一处住宅赐给他们作为赏赐。次年，康熙帝又把住宅附近的空地，也就是在西安门内蚕池口，作为修建教堂的地基赐予法国神父，这里建成了最早的“北堂”，名为救世堂，即为西什库教堂的前身。这也是中国第一座皇家承认的天主教堂。1703年，救世堂扩建成大堂，御赐“万有真源”等匾额。据统计，至康熙末年，以法国耶稣会教士为主的在华传教士，已经使近3000名中国人皈依了天主教。这时的传教士在书信中，曾乐观地认为康熙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中华帝国人民皈依天主指日可待，沙勿略、利玛窦等人所期待的“东方君士坦丁大帝”即将出现在“中央帝国”。整个欧洲也期待着康熙把中国变成最大的基督教国家。礼仪之争导致“百年禁教”康熙帝和天主教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多久。自明朝末年罗马教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以来，在传教方式上，传教士内部一直存在争论。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引用儒家经典中关于天、上帝的概念，论证天主教之上神的存在，并顺应尊孔、祭祖等传统礼仪与社会习俗进行传教，解决了天主教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获得了显著成效，这一主张却未能取得另一部分传教士的认同。是否允许中国信徒祭祖祭孔？究竟用“天”、“上帝”还是西文“Deus”译音“陡斯”来汉译天主教中的天主？围绕这两个问题，引发了一场大争论，甚至延伸到罗马教廷。就在北堂建成的当年，福建的法国传教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这使康熙帝十分恼怒，在天主教徒是否敬孔的问题上，他没有做出任何退让。康熙下发了对天主教传播的诸多限制，并手书“敬天”匾额悬挂于各地教堂。两年后，教皇特使多罗来华处理传教士间有关中国礼仪问题，并传达禁止教徒奉行中国礼仪的命令。1706年，康熙下旨：在中国传教的西洋教士必须向内务府领取印票，写明不回欧洲，凡是拒绝的一律驱逐。次年二月，多罗公布致在华传教士公函，不准尊孔、祭祖，不许使用“天”和“上帝”的称谓，违者应受惩罚，令各教堂摘下“敬天”匾额。部分传教士为服从教皇禁令，拒绝领清朝的传教印票而离华，多罗亦被驱逐出境。天主教在中国的道路日行渐窄。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皇帝御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被逼转入地下，这一禁便是一百余年。雍正继位后，通令各省，国人信天主者必须弃教，否则处以极刑，限令传教士半年内离境。嘉庆皇帝颁布的《西洋堂事务章程》明确规定：不许民人进教堂，也不许西洋人与民人交结。清朝中叶，民间反对天主教势力与天主教会不断发生摩擦，为了息事宁人，清政府于道光七年（1827年）查封了蚕池口天主教堂（北堂），并没收全部教产。西什库教堂几近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五口建立教堂。次年二月，，清廷被迫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自此，被明令禁止了一百多年的天主教恢复生机，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起，清政府对天主教传播的限制政策历百余年，史称“百年禁教”。“百年禁教”使散在各地的教士受到驱逐，而在京城南堂、北堂的教士，因有圆明园的工程而暂时受到优待，但其人员的补充仍受到限制。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被查封的北堂传教士或被驱逐或寿终人亡，人数日减，教堂无人为继，变成无人的空堂。教堂因超高被迁至西什库现址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法《北京条约》签订，根据条约，清廷被迫归还了教堂产业。1866年元旦，由法国人布里耶设计图纸的新教堂落成。由于教堂所在地蚕池口临近皇家禁地，站在北堂建筑顶层，皇家新建的西苑宫苑一览无余。高大的教堂钟楼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悦，她命总理衙门与法国教士交涉迁移，但教会认为，新堂规模高度均遵循“旧体”，绝不同意迁址。交涉不成，慈禧只好交由李鸿章作为一个外交事件来处理。李鸿章认为时任北堂主教的意大利人德里雅布“心小无主见，与其商量恐为所沮，则无益反有害也”。于是绕过主教，派人与北堂传教士活跃分子樊国梁接触，会见时樊国梁提出了教会的条件：北堂处所由康熙皇帝恩赐，“乃本教莫大之荣”，“若一旦移于皇城以外，各处闻知，必疑为被逐而出”，即使不愿教堂切近大内，也得在皇城东北角或西北角给地复建，“庶无损于教堂名望”，须由清廷明降谕旨宣明此事；再就是迁建费用，也需要“朝廷俯赐助给”。最后双方议订合同，除了将新址面积、新堂形制及上谕发布等事更为细化外，还议定迁移年限，“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初一日起，以两年为限”，原堂内物件，除家具外，其他一律不准转移、损坏（完好地留给清方），清政府付银让教方自建的银两减少至三十五万两。事实上这一时期，罗马教廷与法方也在为北堂是“教产”还是“法产”吵得不可开交。而清政府与教会拟定的迁移合同中只字未提法国政府，引起了对方的极大不快，对迁移事项百般阻挠，并对教会实行了经济制裁。李鸿章出面与法国公使进行协商，并以外交礼节知照法国，保存了法国方面的“体面”，结束了这麻烦不断的迁堂之事。最后，教会同意将教堂迁往西什库，清政府事实上出了“建筑费用三倍的价钱”修建新堂。教方从北堂迁出的日期，还提前到光绪十三年底，比原定缩短了一年，清方以加付两万两银作为酬报。在《迁堂条款》和光绪帝的上谕中，清廷一再强调，新建大堂“以五丈高为度，钟楼亦断不令高出屋脊”，教会方面同意了。重建的北堂还恢复了原来的“图书馆”。原属北堂的部分藏书，加之俄国东正教归还的南堂藏书，建立起新的北堂书库。以后又有少量的补充，这就是现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堂书”。图注：1890年，从蚕池口搬迁至现址3年整的西什库教堂。1887年，西什库教堂告成祝圣。新建成的北堂虽然占地很大，但比蚕池口老北堂和庚子后重建的新北堂都要低矮一些，建成后即作为天主教在北京的总堂。数年后，教堂加盖了一层，两侧的钟楼矗立起来，高出了屋脊。义和团围攻的六十天据清政府的统计，庚子事变前，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在华的外籍传教士已有3200多人，入教的中国人达80余万。这时期的教徒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男女老幼。1900年，整个中国的北方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义和团喊出“扶清灭洋”的口号，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当年为西什库教堂迁移颇为积极奔走的传教士樊国梁，已荣升为主教，作为北京天主教的总堂，西什库教堂成为这场起义中拳民进攻的焦点。这一年的5月，义和团的战火还没波及到北京城内，63岁的樊国梁已经嗅到了血腥的味道。他在给法国公使的信中提及：“拳民的同伙正在北京城里等着他们；他们打算首先攻击教堂，然后就是使馆。”他在信中恳求派40或50个水兵来保护他们。6月1日，各国第一批军队几十人不等，进入北京驻守。比樊国梁的预计，似乎还要更快一点，6月15日，义和团对北京城内教堂和使馆的攻击拉开序幕。当北京城里的其他教堂都已被义和团焚毁时，西什库教堂的危机才真正来临。负责教堂防守的武装人员共41人，即法国水兵31人和意大利士兵10人，指挥的是一名叫做奥利维利的年轻意大利海军中尉。西什库教堂受到攻击的时候，保卫教堂的是41条洋枪和手握各式老旧毛瑟枪的3000多教徒和几十名传教士。义和团攻击教堂前写了两封致教堂内避难的中国教民的信。信中言明：教民如果能够里应外合杀掉洋人，不但可免死，而且赏银子，平分洋人们的财产。然而，除了几个教民通过破了的围墙跑出来外，大多数人选择留在里面。图注：1900年冬，经历了义和团围攻的的西什库教堂，可见墙壁上德累累弹孔。战斗很快打响了。义和团最先的“战术”是使用最拿手的火攻法。他们用竹筒制作的“喷水筒”把煤油喷射到教堂的大门、窗户和院子里，然后射出带火种的箭以引燃大火。大小不一的炮弹蝗虫般落下，把教堂灰色的高墙打得千疮百孔。为了躲避炮弹、火焰以及坍塌下来的墙壁，妇女和儿童们惟一可做的就是不断地跑来跑去，数十天内一刻不停地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躲避。在外国报纸的报道中，西什库教堂里惟一的军官，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义和团或清军炸开的墙洞上指挥射击，士兵们随着他的口令几乎“弹无虚发”。义和团的冲锋潮水退下之后，他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奥利维利“最后在两个传教士的臂中死去”。有记载显示，围攻西什库教堂的义和团拳民和清军达到1万多人，这场看起来胜负只是转瞬之间的战斗却整整持续了60多天。在60多天里，最严重的不是死亡，而是饥饿。教堂内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已全部吃尽，树叶和树皮都成了最珍贵的食品。战斗的结局世人皆知，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义和团在西什库教堂外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的不可思议的围攻。记述这场战斗的各方资料汗牛充栋，似乎成为一个各说各话的罗生门。然而没有人真正知道在那60多天里这座教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义和团认为这是洋人运用“邪术”破解了自己“神术”的缘故。在外国记者的笔下，西什库教堂的抵抗也被神化。传教士萨拉·古德里奇这样描述使馆区被困的人们：“我们的祈祷多次得到神奇的响应。至少有两次，正当房子要着火的时候，风向就改变了。”这场战斗义和团和清军死亡600人以上，教父教民死亡400多人，联军死伤各10余人。事实上遭受创伤最重的，是刚刚新建的北堂建筑，历经炮火的洗礼，它已经荡然无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清廷的扶持和镇压，这一系列事件组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庚子事变”，这一年，中国大地到处火光肆虐，杀声震天。中西文化交汇的美丽1901年庚子事变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以被杀传教士为借口，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条约内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