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胡适数次拒组党

为什么胡适数次拒组党？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往哪个方向去，在胡适心中是确定的，在他有限的人生当中，他能做些什么，他大致上也是清楚的，所以，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成为那样的“妄人”，一次次拒绝组党就是必然的。1946年7月5日，胡适在阔别中国9年之后，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其一举一动都受到密切关注。是年9月《观察》创刊号登载了一篇“本刊特约南京通信”《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胡氏回国后，外界即有胡氏组党的传说，业经胡氏公开否认，然此事非毫无起因者。这几年来，国事日非，一片混乱。人人对于现状表示不满，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的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于国民党，但亦未必赞成共产党……胡氏是今日中国有足够的声望以领导群雄组织新党的人物……就中国的大局论，美国当然是要支持国民党的，但是一方面要扶持国民党，一方面又实在感觉国民党的扶不起来。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一二年，国民党所表现的许多行为，实在使美国内心烦闷到了极点，美国方面也实在希望中国能有一批新的人物出来，来增强国家的生命，并巩固国家的“安定之摆”。1946年9月1日，《观察》创刊号影印本)在政治上对胡适抱有期待的确不乏其人，就在他回国前，因“高陶事件”而长期居留美国的高宗武5月2日给他写信即说：中国今日的局面，似乎尚远不及1937年，这胜利声中的亡国现象，真的令我忧心如焚。我很盼望你在动身之前，能和你几位美国老朋友交换一点政治上的意见，必要时，我尚盼望你领导一班人作一番最有效的新政运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看不出胡适有领导什么“新政运动”之意，虽然此前他曾致电毛泽东，希望共产党能走上英国工党那样的和平竞选之路，那也只是书生之见。至于他组党的传说到底从何而来，《观察》创刊号的这篇通信中也有一点蛛丝马迹：“国民党当局对于胡氏归国后的动向，当然在密切注视中。胡氏甫抵国门，CC系即先来一个宣传攻势，宣称胡氏回国组党。这一拳使胡氏猝不及防。胡氏虽然从事外交数年，但毕竟还是书生本色，立刻公开否认，使CC的宣传攻势，大胜而归。”(《观察》创刊号影印本)如果说，此时有关胡适组党的传说，只是来自国民党某些方面有意的试探，而不久之后，蒋介石确曾有意请胡适出来组党。1947年2月4日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就提到过此事，1月15日中午，蒋约傅斯年吃饭，座中别无他人：“他问我，前谈先生组党之说，如何？我说，未再谈过。他说，请先生再考虑。我说，组党不如办报……”接着蒋又表示要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力陈其不便。他跟胡适强调：“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也是在这封信中。(《傅斯年遗札》第三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可见，在1月15日之前，蒋介石已跟他谈起过要胡适组党的事。蒋为何提议胡适出来组党？与美国的关系最大。马歇尔在华调停国共争端，使命难成(共产党和民盟已拒绝参加国民大会)，1946年12月27日，马歇尔与蒋谈话时强调：“渠必须以本身间接之领导，孕育少数党团，联成一个自由党，而后渠在国民大会中，所作之采取健全宪法之努力，始可免于仍是一党政府掩饰之外议……余意组织少数党派，为一较大之自由政团，对渠将极有裨益，且能置渠于国父之地位，而非仅续为国民党一党政府之领袖。”蒋虽表示，完全同意他关于自由党之意见，但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这几个少数党派实在不成气候。马歇尔在离华之际发表的声明中主张，“尽力创造机会，使中国较佳之人士得以出头”。他更希望能在蒋介石的间接赞助下，组成一个爱国自由主义者的政团。他认为从蒋的立场言之，“此举实属必要。因渠需要一值得尊敬之反对党，以向世界证明，渠在中国建立民主形式政府之诚意”。(《马歇尔使华报告笺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1946年11月11日，胡适从北平飞南京，出席15日开幕的国民大会，在南京住了一阵子，请他组党之议大概就在这段时间。11月23日晚上，他和王世杰、傅斯年有一席长谈，当天王世杰日记说：“适之对于国民党过去之贡献，本历史学者之眼光予以同情。值此中外是非混淆之时，适之之态度颇为国民党之一个助力。”(《王世杰日记》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但要他出来组党，他却拒绝接受。1948年4月8日，蒋介石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想法在国民党内受挫之后，请他吃饭致歉，晚饭只有他们两人，宋美龄也不在场。就是这一次，蒋再三表示要组织政党，胡的回答是：“我不配组党。”并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对于这次面谈，胡适当天日记记得还比较详细。他无意组党，也无意组阁，两次受邀出任行政院长，他都拒绝了。曾慨叹要有“反对党”时空转移，政局变迁。1949年以后，胡适客居美国，支持雷震在台湾岛上办《自由中国》。然当蒋介石、雷震希望胡适出面组党时，他还是拒绝了。1951年5月31日，胡在写给蒋介石的长信中说：“数年来，我公曾屡次表示盼望我出来组织一个政党，此真是我公的大度雅量，我最敬服。但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勉强。在多党对立之中，我可以坚决的表示赞助甲党，反对乙党……但我没有精力与勇气，出来自己组党，我也不同情于张君劢曾慕韩诸友的组党工作。”(1997年2月27日《联合报》“联合副刊”，感谢林建刚提供。雷颐在《东方文化》1998年第五期发表的《从一封胡适致蒋介石函谈起》最早引用——作者注)张君劢、曾琦分别是中国民主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的领袖，这是他私下说的真心话。1956年10月29日，雷震在台湾给胡适写信，恳切地劝他出来领导组党：先生今年六十六，我已六十，对国事奋斗之日无多，我们应该在民主政治上奠定一基础……建立民主政治的政府，我们纵不能及身而成，但我们要下一点种子。先生常写“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新党如先生愿出来领导，可把民社、青年两党分子合起来，加入国民党一小半及社会上无党无派者，成立国民党以外一个大党，今后实行两党政治。11月5日，雷震再次写信：“我们要挽救危局，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的中国，必须有一个有力的反对党。并不是要这个党执政，就(而)是在旁边督促，使执政的国民党能够前进。请先生切实把这个问题想想。”对此，胡适不予回应。1957年8月29日，当台湾盛传“反对党呼之欲出”“胡适博士始作俑”，毛树青受《联合报》之命来访，胡适说：“这一年来，香港、台北的朋友曾有信来，说起反对党的需要。但我始终没有回过一个字，没有复过一封信，因为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自己出来组织任何政党。”当天他给雷震写信，在复述了这些意思之后，继续说：“丁月波和你都曾说过，反对党必须我出来领导。我从没有回信。因为我从来不曾作此想。我在台北时，屡次对朋友说——你必定也听见过——盼望胡适之出来组织政党，其痴心可比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次日，他日记中提及写长信给雷震，“劝他们切不可轻信流言，说胡适之可以出来领导一个反对党”，就是指这封信。但雷震没有就此死心，还是希望胡适有一天能回心转意。1958年5月27日晚上，自由中国杂志社举行餐会，有60多人参加，主要是欢迎胡适，饭后雷震请胡适讲几句话，胡适夸了《自由中国》与雷震的贡献，最后提出对反对党问题的看法，认为不如改用“在野党”字样，并主张组织一个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新政党。在座的傅正、毛子水等人都明白，“这只表示他赞成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新政党出现，并不表示他愿意参加这一政党，更不表示他愿意领导组党”。毛子水当场说，明天报上又要说胡适之倡导组党了，使他有些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8月14日，雷震给胡适写信，又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吁：“我说在台湾搞反对党，可能流血。如先生出来，不仅可以消弭台湾人、内地人之隔阂，且可防止流血。先生当时亦(不)以为然。今日看情形，我的话一点也没有说错。对在野党事，是为中国民主政治铺路，我还是希望先生出来。”11月17日，雷震到台北郊外的南港探访胡适(此时，胡已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第二天对《自由中国》编辑傅正说，“胡先生仍旧表示对政治无兴趣”。傅正在日记中说：“其实，这完全在我意料之内。老实说，人各有志，我们也不必勉强，事实上也无法勉强。在我看来，今天一切有志于以反对党救国的朋友，应该不必老把希望寄托在胡先生身上了。”(《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而雷震直到入狱前，对胡适一直抱有希望。1960年4月20日，他还对傅正说起，前些时单独探访胡适时，胡适曾向他慨叹，局面没有希望，除非有一个反对党出来。但是当他希望胡适出面领导时，又遭到了拒绝。不过胡适表示，反对党一旦组成，就在组成的当天，自己会正式发表声明，要求全世界支持这个组织。虽然他为胡适的态度转变感到兴奋，甚至很乐观地认为一年内一定组成，而胡适自始至终都没有同意出来组党。胡适的“有理想”与“无妄想”胡适为什么一次次拒绝组党？无论提议来自最高当政者，还是与他有多年交往的朋友。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性格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49年2月12日，胡适告诉雷震，蒋介石过去请他组党，他说自己的个性不适合，他有“四不”：“第一，不请客，被人约请则去，但从不回请；第二，不拜客；第三，不写信介绍人，渠之学生甚多，从未写一封信；第四，△△△△，故不能组党。”(《雷震日记》)1957年8月28日，胡适给雷震的信中再次提及“四不”。他确乎只是论政的人，未必适于从政。当年《观察》创刊号上那篇通信对他的有些分析，颇能抓到一些痒处。面对胡适组党的传说，分析了他个人的条件，认为不可知的因素有两个，“第一，即胡氏的行政的才干，是否一如其思想的才干。治政与治学的性质不同，所需要的条件亦不同……胡氏如组党，而其行政才干不足以副之者，则至少必须能有一个核心的高级的党的干部，以为策划执行的动力。第二，在大的思想倾向上，胡氏当然是领导得起来的，但一个政党不能单靠一种广泛的倾向来维持，尚须较为具体的纲领……今日组党，领袖人物固然重要，而政党的基础仍在广大的群众。而群众决不能仅靠任何一个偶像来维系，须靠进步的政纲来维系。关于这点，胡氏出国多年，一方面他对于中国社会隔膜，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他也同样隔膜”。(《观察》创刊号影印本)这种隔膜可以说是他的书生本质所决定的。1948年4月2日，他正在南京，暂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蒋介石决意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在王世杰、周鲠生的劝说下，他确有心动，勉强接受了，但又有点犹豫，“事后仍觉身体健康与能力不能胜任”。当晚，他找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聊天。他说，最近半年内打算把《水经注》作一结束，这本是思想史中的一小注，竟费了他四年多的功夫，实出意外。此后，他计划续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上卷也拟重写，可将殷墟材料加入，大约需一两年的功夫。然后再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卷也许改成“活的文学”史，不一定是白话文学。他还想写整个中国文化史。说到这里，他又摇头，说自己老了，还有这三大部书要写，颇有“日暮途远”之感。说到自己教书30年，没有教出一个可以传衣钵的徒弟出来，大部分上课听讲的学生，不能算是徒弟……说到自己成了公众人物，不能脱离一切，去从事研究，“最好是像陈独秀先生一般，被关禁几年，如又可得阅书之自由，或可专心著作。否则像副总统这样职任，消闲无事，亦属不错，且地位较高，有些小事像写字之类(指着书架上一大堆人家敬求墨宝的纸)，人家也不好意思来麻烦了。但是万一总统出缺，这又更加麻烦了。最好能有一职位，每天以二三小时挣钱吃饭，其余时间可专心研究工作，北大校长仍嫌过忙，希望傅孟真先生或蒋梦麟先生能够来代理一两年，自己可以脱离行政事务，专心研究工作……”胡适越说越有精神，一直聊到十一点，夏鼐才告辞出来。(《夏鼐日记》卷四，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夜的聊天是放松无忌的，同时可以看出他内心有点兴奋、有点激动，有可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不能不在他心中引起一点波澜，难怪他会想到“副总统”和“总统出缺”。这是当时夏鼐所不知道的。4月5日下午，当王世杰告诉他，蒋介石想推选他为总统候选人的意图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