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抵制常识为什么害怕真话

为什么抵制常识为什么害怕真话杨黛丽制度是民主好还是独裁好？权力是制衡好还是集中好？官员是民选好还是由上级任命好？军队是国家化好还是隶属于个人或某个集团好？社会管理是制度可靠还是威权可靠？司法是独立好还是做权力的婢子好？国家是用来爱的还是保护你的？政府是你的管家还是你的主子？文化繁荣是圈养出来的还是散养出来的？……这些相当于“1+1=几”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却还在为此大费唇舌，当然会让后人感到十分不解和严重鄙视。如果这样的争论最终以坚持常识的一方获得胜利或者占了上风，倒不太打紧，最多不过是浪费一些口水而已。问题是，否定常识的一方，手中握着一根万能的魔杖——权力，他们一旦舞动这根始终悬在国人头上的魔杖，念动咒语，就会上演《玩具总动员》，公安、国安，检察、法院，工商、税务，城管、武警，一齐向对方扑来，于是，坚持常识的一方就会被噤声，被跨省，被失业，被偷税，被卖国，被犯罪，被自杀，被猝死。结果是，主张“1+1”算错了等于二，算对了我想等于几就等于几的一方大获全胜，纷纷赶赴一场接着一场的分赃盛筵。著名“训话”学者于丹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讲了一个故事：“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做赌注押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他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小和尚愤愤不平，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这真是对当今社会现状的绝妙写照：权力被流氓裹挟，常识被利益践踏。常识被弃之如敝屣之际，就是谎言大行其道之时。央视名嘴白岩松说：“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讲真话比较容易，实事求是，既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牺牲。而讲假话需要很大勇气，因为你骗人要承担后果，搞不好就身败名裂。可我们正好相反，讲假话很容易，张口就来，脸不红心不跳。而讲真话需要极大勇气，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风险。”戈尔巴乔夫当政时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纸、电视还是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所有的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段话也正是对我们眼下这个时代的最好诠释。常识被任意践踏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各种让人抓狂的悖论。事实上，当我们一边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边又唱着“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当家作主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错乱荒谬的时代。这个时代以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十万斤”为标志，成为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非凡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别无选择的成为中国古代寓言中那个既卖矛又卖盾的人，时刻在掌自己的嘴——从小就教育孩子，“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那个能够当面指出你缺点的人，是值得信任的人，那些整天围着你甜言蜜语的人往往别有用心；而将批评政府和执政党的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给他们扣上“西奴”“汉奸”的帽子，请去喝茶，甚至把他们作为维稳的对象“和谐”了。宣称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有着五千年的从未中断的文明史，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又接受了60年的“伟光正”的领导和教育；却因为素质低下，连在一张选票上画一个圈圈都不配。宣称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相信“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的观点；却忽悠、裹挟老百姓喊自己的集团和朝代“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把一座江山外带一座金山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认为这样就可以让自己香火不断，幸福万年长。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最早实验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在七十年后正式宣布破产了，社会主义的东德向资本主义的西德投怀送抱了，东欧转向了，随后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掉头了，我们却还在死抱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放，要将社会主义在□□的实验进行到底。鼓吹资产阶级文化是腐朽的文化，“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主动接受腐朽文化的毒害；鼓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和自由是虚伪的，却把自己的妻儿子女送到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定居，心甘情愿的接受资产阶级的奴役。鼓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人民的公仆”，却不敢将选票交到“人民”手里，也不肯向主人公示自己的财产。不想再列举下去了。常识被践踏的后果是谎言的肆虐，悖论泛滥的实质是谎言的无处不在。哈维尔说：“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在一个谎言肆虐，悖论丛生的时代，你不想做一个小人、流氓，就只能做一个愚民、弱智，除此以外，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被气死或憋死！然而，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这大概就是韩寒所说的国民素质不高的原因吧！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多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如何看待今天这个时代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他们会不会好奇的但又十分困惑的问我们：你们曾经的那个时代怎么了，人们为何如此弱智和幼稚，为那些毫无争论价值的常识唇枪舌战，争论不休？如果到时我仍然有幸活在人间，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大师，与我们眼下这个时代有毛的关系吗？把大师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联系起来，简直是对时代的侮辱，这是一个压根儿不允许大师出世，即使不幸出世也会夭折在摇篮中的时代。原因在于，我们的大师在婴儿时期就为了常识与他人发生争论，而被人家的口水淹死了，或有话堵在嗓子眼吐不出来被活活憋死了。对此，看看网络与部分平面媒体上，那些被斥为“西奴”、“美分”的公知们与被某集团豢养的“五毛”“叫兽”“砖家”们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的是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就彻底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