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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强必霸”的逻辑下，一些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防范心理。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追求和谐共荣的价值理念，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重要课题。在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看来，向世界解读中国的价值理念，一定要追本溯源，找到中国文化的特质。于丹一直试图用大众传播的方式激活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活着的基因”，《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已有30多个语种版本，发行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她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的文化基因里透着农耕文化那种敬畏之心、小小的欢喜和保守的善良，“所以，称霸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里的东西”。中国文化里没有“大满”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特质到底是什么？于丹：随着中国经济、外交地位的上升，下一个命题就是我们的文化话语权。文化是外交的一张名片，是对话的依据，是积淀在我们血液中的基因。在西方眼里，中国现在是个大国，但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强国，就在于我们的文化话语权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西方为什么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有防范之心？因为按照西方的帝国逻辑——国强必霸，但其实中国文化中没有这种称霸的基因。要解读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基因，一定要追本溯源，回到农耕民族的源头上。我们今天看东西方文明，不能孤立地在自己的语境中去谈，一定要放在差异的环境下，找到它们在文明质地上的不同。我在国外讲学时，很多学者、记者都会问：“我们到处都是教堂，我们信仰上帝，我们是有强大信仰和底线的民族，你们中国呢？”我说，我们虽然没有全民的宗教信仰，但一直有全民的文化信仰，中国人的家规家训、家庭伦理归属实际上是替代西方神灵和宗教的。比如，如果我和一个西方人同时打翻一个杯子，西方人会本能地说“ohmygod”(我的神啊)。而我会说“哎呀我的妈呀”。为什么他喊神的时候我会喊妈呢？因为我从小不上教堂，没有外在神灵的概念，但中国孩子犯了错在古代是要跪祖宗牌位的。所以，这时本能叫出来的其实是中国人的伦理条律和家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伦理与天理是最大的行为底线。西方的圣诞节、复活节等大都是从天上下来的，是对神灵的致敬。西方崇敬外在力量对人的提携和帮助，强调的是每个个体的公平和尊严。而中国的节日基本上都是地里长出来的，从清明到端午，一个一个节气往下走，有这种秩序的安顿。中国面向土地的农耕文化，是以家庭为基础单元的，是不寻求扩张的文化基因。我有一次上课和学生说，今天是小满节气，农民看着逐渐丰盈饱满的谷穗，内心有小小的喜悦。这时，突然有个女学生说，为什么有小满没有大满？那一瞬间，我认为她问了一个特哲学的问题。我说，没有大满，因为中国人原本的幸福来自于小小的满足，这种满足都是跟着庄稼长的，祈祷老天爷帮帮我，祈祷风调雨顺，我一定好好干活。从来没见中国人祈祷不劳而获让地里长黄金的。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都透着这种敬畏之心、小小的欢喜和保守的善良。所以，称霸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里的东西。环球时报：那么，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到底如何？于丹：今天的世界既不是以美国文化为中心，也不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西方也不用担心中国崛起后，中国文化就成为世界的中心。现在是多元文化共融共生的时代。现在的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中一些基因的唤醒与世界普世价值融合以后的新文化生态。各种文明中，一定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对善良、公平、正义的追求。从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信”一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提出来的东西都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共识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开，我们要做比较，但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融合。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环球时报：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倡导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您如何理解讲故事的重要性？于丹：对于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用讲故事的方法去讲述，而不是干巴巴地讲道理。人类的童年都是在各个民族的神话故事里成长起来的，我们就是以听故事的方式来实现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绵延传递的。《于丹论语心得》在法国一年卖出去24万册。法国读者认为这是讲故事的书，是当故事来读的。其实我做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而不是文化研究。如果以研究的角度看，我写的很多内容可能不是非常学理化、逻辑化，但我是在做一种传播，就是把理念放在一个故事里。我传递的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结论。所以，我希望在我的课堂上和我写的书里更多地用故事策略去驱动中国文化的传播。环球时报：如何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于丹：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想从三点来谈。一是，用中国文字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汉字和语言本身就是故事的载体，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故事。比如，“正”字上面是一横，下面是一个“止”字。“止”的象形字是画出来的一只脚，也就是一只脚踩在起跑线里面。这只脚所踩的这根线的方向就是正道，要是跑到旁边去了就是歪门邪道。二是，用中国的艺术形式讲述中国故事。西方人的眼光很多是结构式的，能够看见事物的局部和整体。而中国人是解构式的，是在一个整体的模糊中去寻找它精准的审美。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也是一位医学家，懂解剖学，他画出来的肌肉都是要符合比例和透视的。而中国人的艺术讲究主观的写意，大画家石涛曾经说过“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这就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在画意画境中的体现。三是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什么样的文化是活着的？就是你相信的文化。相信是最大的力量，你不能把文化当成我的饭碗，只是我披的一件职业装，如果你的生活里不能随时随地对它充满信任，你不会乐在其中，不会享受自己的文化。现在，如何让我们的民族文化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有更多融合、接纳，体现普世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人正在逐渐回归传统文化，体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中国人的保健方式。刚改革开放时，国人看到国外的维生素片、深海鱼油觉得太高大上了，一个小小的胶囊能包含那么多种维生素，对人体多么有用，我们简直太落后了。可是今天，中国人的传统养生方式是微信朋友圈里流传得最多的内容之一。今天，我们总要回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谈论什么是中国文化。环球时报：韩剧对韩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您认为，我们怎么才能推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影视作品呢？于丹：电视剧是大家消费最强的一个传播产品。我们现在经常会分出两种类型的影视作品，一种叫主旋律，一种叫商业片。主旋律就是非常正确但很少有人看，观念大而空，没有渗透到生活里，没有真正感染到观众。商业片往往收视率高但很恶俗。我们能不能把简单的二分法思维方式摒弃掉，让正确的观念和商业的手法水乳交融？这方面是有成功案例的，比如获得奥斯卡6项大奖的美国影片《阿甘正传》。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片，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旋律影片。这个傻乎乎一生奔跑的阿甘，最后他的人生并不吃亏。从影视作品到文学作品，中国的文化创作都在路上，都在起点上。用儒家态度承担责任，以道家态度滋养自我环球时报：近年来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多地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传播自己的商业理念。这是否也是一种中国故事的表达？于丹：中国很多企业家，像马云、王石、任志强、潘石屹都是非常会讲故事的人。这些人不仅仅是企业家，每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有哲学底蕴。讲故事不是靠技巧，而是靠实例，没有好题材是讲不出好故事的。事实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一个故事了。中国对商人最高的评价是儒商，道德感永远是商业规则中的前提。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即使懂得再多商业规则，也无法取得成功。企业家看似在经商，但最终指向都是提升公民道德与公民权利。马云喜欢太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很深。谈到为什么要创办阿里巴巴，马云说，他希望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不比任何一个特权阶层的人费更大的事，浪费更多时间。这个想法让我很感动，因为真正能取得成功的企业家最看重的一定是社会责任。我觉得褚时健先生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位精神导师，他说：我们不要怕改造荒山，不要怕花时间去等待，也不要怕自己生命里所有的苦难和挫折，如果你对未来、对中国、对自己有信念，去做就好了。环球时报：在转型中的中国，人们如何从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找到更多幸福感？于丹：费孝通先生说过，“我们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房子，但我们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家园”。一些中国人缺乏安全感、幸福感的根源，是因为失去了对农耕文明的敬意，失去了对道法自然的信仰。孔子的学生问孔子，您的人格理想是什么？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很多人事业成功以后为什么感觉不幸福？可能和朋友反目，孩子离家出走，老人在病床上没办法尽孝，中国人最本初的伦理关系被懈怠了。“仁”字的意思是二人成仁，讲的是两两关系。比如老小之间的关系。看一下“孝”字，老字头下面是个孩子，孩子扶持老人就叫孝。但现在中国出现了独生子女，又出现了隔代抚养。有的老年人说，“自打我有了孙子，我就当上了孙子”，把小的奉为至高。中国很多伦理观念就是这样被颠覆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人格和自然人格。工作8小时之内，应该儒家一点，认同规则承担使命，甚至要牺牲一点小我去服从社会利益。但8小时外，应该道家一点，就是关心自我的生命，呵护家人朋友，顺应自然，让这种天地精神滋养你的心。一个人如果用儒家的态度去承担责任，以道家的态度去滋养自我，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人为了懂道理总要付出一些代价，一个民族也一样。今天很多人都在说不幸福不快乐。在社会转型期，我们要接纳这个代价，但不必因此失望。我还是从骨子里相信中国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