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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己百教授成才之路（上）于己百教授的学术经验是在60年的临床、教学、科研中逐渐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9年在兰州随父设馆行医；1987年在省内成名；1991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为全国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老师，并于2004年被省政府授予“甘肃省名中医”荣誉称号。兹将其医术专长和成名业绩总结如下：于己百教授在临床上注重“科学辨证的诊断，病证结合的治疗”。于教授在临证时十分强调抓主症，他认为主症是纲，抓住了主症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纲领，纲举则目张。于教授治疗疾病，胆大心细，高屋建瓴，圆机活法，知守善变，不落窠臼。推重经方，不薄时方。善抓主证，喜用经方；他博取各家之长，擅治伤寒热病、胃肠诸症、咳嗽气喘、肾炎水肿、高血压病、胸痹心病及妇科病。常以验方胃炎宁、萎胃宁、胃溃宁、肠炎丸、痛风煮散等用于临床，取得显著疗效。他推崇仲景学说，力倡《伤寒论》是一部“集症为证，类证为病，统病为纲”的中医证候诊断学和证候辨证学，同时，也是一部“以阴阳为纲，纲中分病，病中辨证，随证立法，依法处方，因方遣药”的理、法、方、药一线贯串的中医临床治疗学。以此观点，教授给学生，能提纲挚领，有画龙点睛之妙；指导于临床，又能由博返约，有规可循，对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的辨证均有很好的实践意义。于己百教授主张中医药的科学发展，并完成科研成果多项。1958年与张涛清等人共同完成的《针灸治疗63例细菌性痢疾临床观察报告》科研课题，获卫生部中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先锋奖状及奖章；1988年根据所著《伤寒论提要》主要内容，整理其热病临床证治经验而设计完成的《内科热病专家系统诊疗程序》科研课题，通过了甘肃省卫生厅组织的技术鉴定，认为该项成果“填补了甘肃省专家诊疗系统的空白，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遵古而不泥古，强调理论创新。将中医病因分为六淫、七情、内伤、外伤及虫病五大类，其中内伤又包括阴伤、阳伤、气伤、血伤、饮食伤和劳逸伤等内容。还把中医内科辨证的主要方法归纳为热性病辨证和脏腑辨证两大部分。其中热性病辨证方法主要为外感热病（包括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种急性传染性疾病）而设，还将外感热病分为表证、表里证、里证、恢复期4期54证，进行审证求因，辨证论治。对于除急性传染性疾病以外的内科疾病，则以八纲辨证为纲，以脏腑辨证为基本方法，以病因、气血津液辨证为物质内容，审证求因，辨证论治。于己百教授立足甘肃卫生事业，医教政绩彰显。在甘肃中医学院初创时期任学院院长广开门路，积极引进、录用教师等各种人才，果断决定、积极争取附属医院立项，为学院正常教学的开展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医60余年，治学严谨，谦逊好学，熟悉各家学说，并能结合临床实际灵活应用发挥，临床疗效非常显著。对内科、妇科、儿科、针灸各科均有较深造诣。擅治伤寒热病、胃肠诸症、咳嗽气喘、肾炎水肿、高血压病、胸痹心病及妇科病证等，尤其胃肠病方面最有特色。学验俱富，著述丰硕。曾编写、出版《新编中医入门》、《中医简易方选》、《中医基础理论》、《伤寒论释义》及《中医内科学讲义》等著作和教材。言传身教，培养中医后学。曾负责举办甘肃省第三、四、五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还亲自担任中医学基础、伤寒论、中医内科学等课程的讲授。1978～1984年任甘肃中医学院筹备组副组长、副院长、院长等职务，并兼任伤寒教研室主任，担任《伤寒论》课程的讲授，为培养甘肃省中西医结合与中医人才做出了贡献。始终强调“科学辨证的诊断，病证结合的治疗”。认为：“中西医结合的途径，从临床上讲，主要是病证结合的诊断和治疗。病证结合的诊断，是整体反应与局部病变相结合的科学诊断；病证结合的治疗，是增进机体抗病能力和驱邪相结合的治疗。于己百教授成才之路（下）于教授是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在其6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精研医理，勤奋实践，兢兢业业，矢志不移，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突出的医学成就，深为医药界所敬仰。他常常以“立志在先，勤于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自己的座右铭。于教授认为:“一种疾病，因致病因素的强弱和机体抗病能力的不同，每个人的证候表现就不完全相同；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可出现不同的证候；多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又可出现相同的证候.”故临证时“科学辨证的诊断，病证结合的治疗”可谓其总首。其治学态度严谨，经常鼓励后学“立志成才，立业奉献”。他认为中医要发展，就必须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多学科进行研究，要勇于改革创新，通过自己的奋斗，绝不能墨守成规。在成就名医的过程中“机遇也很重要，没有机遇是成不了才的。当然还有自己的奋斗和社会的帮助”。他在临教中强调“独创理念”，要求学生“博古通今，夯实基础，不断创新”，早在七十年代，就曾提出，对于中医“证候病理学”的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于教授临证中告诫学生“要搞好中医，必须要有坚强的中医基础，辨证论治，灵活用药”。他常以“随遇而安，克己敬业”作为自己人生信条。于教授师古不泥，勇于创新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和中医临床的治疗上，而且还体现任他多年的教学工作中。他在编写西医学习中医的临床教材时，根据中医传统的理论和现代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采取“以证带病，病中辨证，病证结合”的体例，内容系统、全面，形式新颖、条理，堪称中医学教材中的一株奇葩。他要求学生也是同样“越是艰难越要奋进，努力寻找发展机遇”。于教授在谈及自己练基本功的方法是，强调要苦奠基，追源而上，中医书籍，汗牛充栋，慎重选择善本，熟读和背诵《黄帝内经》、《本草纲目》、《金匮要略》、《衷中参西录》等几部经典著作，这些书是许多医家的总结，许多文献的结晶，是中医临床的基础，不熟读、不背诵则无法理解，临床也不能灵活运用，熟读和背诵是理解和领会经典的基础，只有理解基础上的背诵，才能将经典理论灵活运用于临床实践，才会有所创新。那么应该用什么方法将理论与临床结合起来呢？他少壮时看病，凡日间诊过的病人，入夜查阅前人的治验。今日治疗如果有效，可依前处理；如果无效，就考虑前人方法可取之处。也参考西医对这个病的认识，参照应证。应用时的学习比平时泛泛的学习记忆的更好。他还强调要博采多家之长，每个医家都有自己独到之处，每本书都有一个精华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如有些古云亦云，陈陈相因的东西我常丢掉不看，仅抽取其中独特之处。最后于教授希望有志于献身中医药事业的年轻一代，从踏进中医药殿堂的第一天起，就应当把成为新一代名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精勤不倦，为振兴中医药事业，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于教授耕耘杏林六十余载，毕生致力于仲景学说的研究，他治学严谨，勤奋善思，师古不泥，勇于创新的精神，实为后学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