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出发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从实际出发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作者：房宁文章来源《求是》2013年第23期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根据本国的历史和国情，探索和建设符合本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民主制度，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伴随着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和探索，民主政治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于中国历史与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民主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模式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系统地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既是继续发展和完善中国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对于外部关注中国民主政治的一种回应。西方宣扬民主是“普世价值”，刻意回避各国民主政治实践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各国的民主制度都是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紧密结合的，各国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原因是具体的，有差别的，民主政治在各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英国民主政治最早起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因此，“权利保护”成为英国民主的起点和重点。法国民主政治起源于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发端于下层阶级反抗上层阶级的斗争之中。因此，争取自由成为法国民主长久的主题与特色。美国民主诞生于独立战争，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等特殊因素，美国独立建国时较之欧洲国家有更大的制度选择和建构空间，使得许多源于欧洲的民主观念与政治原则在新大陆上表现更为突出。中国民主政治的起点是外来殖民主义侵略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是中国近现代包括民主在内的一切政治建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在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产生了民主政治的诉求，出现了最初的民主实践。新中国建立后，寻求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建立富强的新国家成为新的历史任务，民主政治成为调动人民建设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政治机制，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题从救亡图存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民主政治是人民的选择，但选择不是任意的，人们只能在历史任务和国情条件等客观因素设定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选择。中国的历史和基本国情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仍然是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国情要求在工业化、现代化阶段的政治制度与体制，必须能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家、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又能集中民力和民智，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有效调配资源，保卫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安定团结。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来说，只有满足国家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这两方面基本需求，才是一个可供选择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是一个真正为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制度，因而也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制度。二经过长期奋斗和探索，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初步掌握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律，这就是把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活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民主政治就失去了主心骨，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了一句空话。在长期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我们取得了一些丰富而重要的经验。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权利保障是中国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充分的经济、社会自由，权利的开放和保障，激发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资源禀赋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由于人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中国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中国民主建设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和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即“共产党领导”是国家权力集中的制度体现。权力的集中，保证了中国实现更具效率的集约化发展。第二，在工业化阶段，选择协商民主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内容。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的重要形式。工业化阶段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和转型的时期，社会矛盾大量存在，易于发生冲突和动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经验证明，在工业化阶段实行竞争性的选举，开放社会参与的权力通道，可能会导致阶级与群体斗争的加剧，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在工业化阶段重点发展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经验。重点发展协商民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选举民主给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增加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有利于提高民主质量，避免片面性，把“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统一起来；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第三，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循序渐进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保障人民的权利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人民权利的实现和扩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甚至遭遇“民主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权利的急遽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最大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认为，权利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增长的，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单纯靠政治斗争争取来的。权利在本质上是历史的、相对的。人们只有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因此，中国发展人民权利的根本之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人民权利的发展创造条件，带动人民权利的扩大和发展。这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权利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社会环境中依然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经验之一。第四，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策略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即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尽可能地通过实验、试点，逐步推广。这是中国改革和民主建设一项成功策略。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责任重大，也具有高度的风险。改革一旦失误，后果严重，甚至难以补救，各国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不少。改革过程中存在一些失误是难免的，但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则可以承受，失误或失败还可以加深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利于找出更加科学、正确的方法。三回溯历史，观察现实，无论在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探索和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形式都不会一帆风顺，而要受到诸多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之路也是如此。对于中国民主的未来发展，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又要客观冷静，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以往经验，实现积极稳妥的发展。在今后一个时期，考虑到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等诸多历史与现实条件制约，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策略应该是积极稳妥地扩大和推进有序政治参与和民主协商，建立、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第一，分层次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是政策性参与，即通过民意征询系统，把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建立在征询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之上，通过征询人民群众的意愿，使党的执政方略和各级政权的政策法规能够准确反映和代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分层次的政治参与是保证政治参与有序性的关键。民主政治需要有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但信息不对称、经验不对称和利益局限性在客观上限制了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参与的范围和能力。分层次政治参与方式是克服和超越群众参与局限性的根本方法，它以利益相关性、信息充分性和责任连带性为标准设计和确定政治参与的主体、对象和方式。通过区分不同的政治事务，以利益相关程度、信息掌握程度和责任连带程度为尺度，引导相关性强的群体及代表进行分层次的政治参与。这既从总体上保证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又可防止参与的无效与混乱。第二，推进协商民主，提高协商民主质量。党的十八大首次确认协商民主概念，提出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推进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未来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发展协商民主，需要进一步扩大协商民主范围，推进协商民主的体制化、制度化建设，提升协商民主的质量。在未来发展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进程中，社情民意的客观、准确、全面的发现和反映机制是一项重要相关制度，应纳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议事日程，加速建设中国的社情民意调查系统。第三，建设和加强权力制约和民主监督体系。权力制衡的基本原理是相同或相似的权力主体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而民主监督的基本原理是授权者或被代表的主体对于委托者或代理人的监督和制约。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是两个性质不同、功能相近的制约与监督政治权力的管理机制，在未来的民主建设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历史和现实经验一再昭示，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自身实践经验而不是根据“本本”或西方的价值理念，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之道。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探索，中国已经形成适应当前发展阶段、符合未来发展要求的比较系统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继续探索前进，中国的未来将是光明的，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作者：包心鉴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09月10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程中，协商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把“协商民主制度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一项基本建设，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中的一项基本任务。特色鲜明的政治创造协商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指各协商主体通过充分、民主、平等、真诚的对话、讨论达成一致，共同参与公共决策和国家治理，从而最大程度地缩小政治差异、减少政治冲突、增进政治共识、凝聚政治合力。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了协商民主的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就是我们党实行的协商民主制度。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协商民主的研究，这是对选举民主过于强调自由而忽视平等倾向的一种补充或纠正。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断言：当代政治正在“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理论向‘以对话为中心的’民主理论过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广泛运用到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不断推动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1991年3月江泽民在全国“两会”中共党员负责人会议上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界定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2007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强调：“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可以说，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党的协商民主理念、方针指导下，我国社会各领域民主协商机制和实践不断丰富发展，效果和影响不断提升扩大，从而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既具有共同的政治价值与政治目标，这就是，两种民主形式都以实现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为宗旨；又具有各自不同的政治功能和政治优势，这就是，选举民主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强调决策之前各种利益的表达与整合，突出决策的民主效力；而协商民主以尊重多数、照顾少数和求同存异为原则，既强调决策前也注重执行中各种利益的博弈与融合，突出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