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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摘要：“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本文认为，“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关键词：“通经致用”，考据训诂，义理，“汉学”、“宋学”，桐城派清末学者皮锡瑞(1850-1908)曾对清代经学流变作过这样概括：“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学。”[1]自此之后，人们便以“汉宋学之争”和“今古文学之争”为框架考察清代学术。乾、嘉时期，正当“汉学”臻于极盛之时，姚鼐(1731-1815)、方东树(1772-1851)等先后著文、著书抨击“汉学”，于是，桐城派便被视为“汉学”的主要对立面。“汉宋学之争”也就几乎成为桐城派与“汉学”之争。“汉宋学之争”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姚鼐等人为什么要抨击“汉学”？本文试图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角度提出我们的看法。一用“汉宋学之争”看待清代前期的学术态势，实际上不始于皮锡瑞。如实际主持《四库全书》编纂的纪昀(1724-1805)，在综述自西汉而下的学术流变时就曾经说过：“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卽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已，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疎，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2]在纪昀看来，西汉以后的经学发展史，也就是“汉学”与“宋学”“互为胜负”的历史。清代前期自不能外。且不论西汉以后的经学史是否可以概括为“汉学”与“宋学”“互为胜负”的历史，即-2-就清初来说，将学术发展纳入“汉学”与“宋学”“互为胜负”的框架，恐怕也没有多少学者真正敢于苟同。即使以“汉宋学之争”的眼光来考察清初学术的皮锡瑞，也不能不指出这个时期的学术界是“不分门户，各取所长”，而不可用“汉宋学之争”来框定。不过，纪昀说“国初诸家”学风的改变是徵于晚明“空疏臆断”，则不无道理。所以，在拙文《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中，我们赞成将清代初年的学术主潮看作是针对晚明空疏学风而起的“实学”思潮的观点。[3]在这场“实学”思潮中，各个学派、各种学术主张虽然在反对空疏学风的旗号下结成了学术联盟，但在如何克服空疏学风上却又分道扬镳。其中有两种主张对以后的学术走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是顾炎武(1613-1682)提出的“经学即理学”，一是孙奇逢（？1584-？1675)、李颙(1627-1705)等提出的“以实补虚”。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主张见于他的《与施愚山书》。他在此信中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4]由此可以看出，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出发点是为纠当时学术空疏之弊，而纠弊的途径则是通过“通经”而“知本”，即通过研读儒家原典而回归原始儒学，把握儒学精神。为此，他又提出以声音文字之学作为“通经”门径。以后的“汉学”也就发轫于此。孙奇逢曾说过：“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朱熹，1130-1200）之功也。然晦翁殁，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9)之功也。然阳明殁，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5]他与李颙等提出的“以实补虚”主张，就是要以朱学之“实”补王学之“虚”，实际上是要调和理学内部的程朱与陆王两派。孙奇逢、李颙与黄宗羲是清初齐名的学者，时人号为“三大儒”，很受学者尊崇，孙奇逢更被视为学界泰斗，而且他们又都是王阳明学派的学者，在王学盛行的明末清初，由孙奇逢、李颙提倡用朱熹理学来弥补王学的空虚，号召力自然很大，也容易得到程朱派理学家的支持，这就使程朱理学得以张扬，连孙奇逢的学生汤斌(1627-1687)也走向程朱理学，成为清初的理学名臣。不论是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还是孙奇逢、李颙提出“以实补虚”主张，其目的都是企图通过学风的调整，恢复儒学的社会功能。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以“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替“明心见性之空言”。在他们看来，儒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修己”与“治人”。“修己”是加强个人德性修养，奠定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治人”是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建立起社会的政治秩序。这就是儒家所谓的“通经致用”。正因为学术目标的基本一致，所以清初学术界门户之见不深，有的学者虽然也抨击程朱理学，但往往是因批判王学的空虚而波及程朱理学，而且这些学者（如毛奇龄、颜元等）与“汉学”并无什么瓜葛，所以更不存在“汉宋学之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康、雍以后，故方苞(1668-1749)能够接受黄宗羲高足万斯同(1638-1702)的建议，愿意放弃古文而“求经术”[6]；号为皖派“汉学”领袖的戴震(1723-1777)，曾经师从江永（1681-1762），而江永不仅以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为基础著《礼经纲目》，为朱熹《近思录》作注，并认为：“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盖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则此书直亚于《论》、《孟》、《学》、《庸》，岂寻常之编录哉！”[7]对朱学甚为推崇；被认为是吴派“汉学”始创者的惠栋(1697-1758)，自其祖父起三代皆宗“汉学”，但其父惠士奇(1671-1741)则为惠氏红豆山房手书楹联：“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8]。当时的学术风气于此可见。-3-到乾、嘉时期，以“汉学”为旗号的一些学者对宋学的态度则发生了变化。早年的戴震还认为程朱理学为“理明义精之学”[9]，而在他后期，批判程朱的言论便十分激烈。他不仅认为宋学空疏、出入佛老，甚至指责程朱理学是“以理杀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无可救矣！”[10]戴震曾经自述他的学术思想：“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馀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11]这是他与“宋学”分道而走向“汉学”的自白。从戴震这段自白可以看到，“汉学”家们所宣布的治学目标看似与顾炎武相去不远，其实他们治学的目的，充其量也只是“通经”，已经开始放弃清初“实学”思潮的“致用”方面。这意味着清代初年的学术风气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学者在“汉学”的旗号下开始走向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学术的这种转型，则是引起汉、宋学对立的直接原因。二清初没有以“汉学”或“宋学”自命的学者。直到乾嘉时期，才出现一些学者以“汉学”相标榜，于是，坚持程朱理学的学者便成为“宋学”家。“汉学”一词并不是清代才出现的，早在宋代就已经产生。它在当时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少数民族政权（如西夏等）所举办的进行汉文化教育的学校[12]；一是指汉代学术，即汉代学者的经典诠释。最早在汉代学者经典诠释的意义上使用“汉学”的，是南宋学者刘克庄（1187-1269)。他说：“易学有二，数也，理也。汉儒如京房、费直诸人，皆含章句而谈阴阳灾异，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当世而少验。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然其弊流而为玄虚矣。”[13]元代学者戴表元(1244-1310)也说：“儒者欲求汉学，惟齐、鲁诸生训注犹近古哉。”[14]清代学者最初使用“汉学”一词也是指汉代（主要是东汉）学者的经典诠释。如恵栋在《易汉学序》中说：“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二经犹存毛、郑两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较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15]推崇“汉学”如果仅仅是推崇汉代学者以训诂考据为途径的解经方法，则未必会引起汉、宋学的对立。宋代学者特别是朱熹，并没有全面否定汉儒解经所用的训诂考据方法。他在谈到他的《论语训蒙口义》编纂原则时曾说过：“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16]在谈到编纂《论语要义》时也说：“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庶几矣。”[17]他还更明确地指出过：“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18]这都表明朱熹对汉代学者考据训诂的重视。但是，清代汉学家打出“汉学”旗号，不仅是尊崇汉代学者的经典诠释方法，他们还进一步把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如纪昀在为朱鹤龄(1606-1683)的《尚书埤传》所作的“提要”中说：“要其诠释义理，而不废考订训诂，斟酌于汉学、宋学之间，较书肆讲义，则固远胜焉。”[19]这就显然是把致力“考订训诂”还是重视“诠释义理”看作“汉学”与“宋学”的分野。按此理解，则清代汉学家所谓的“汉学”，也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当把“汉学”作为训诂考据之学而与“宋学”“诠释义理”相对立时，它与“宋学”的矛盾也就突出了。因为这将涉及到儒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宋代理学家是以儒学道统继承者的姿态构建理学的，在他们看来，他们所阐发的义理就是儒学的精髓。训诂考据虽然有助于对-4-儒学经典的理解，但训诂考据本身毕竟只是治学的途径和方法。即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汉学”家将训诂考据作为“汉学”的根本特征而与“宋学”重视义理相对立，就有将训诂考据作为目的之嫌，理学家也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儒学究竟是学说、理论还仅仅是治学方法（即它“道”还是“艺”）？与此相关的问题则是：儒家治学究竟是为学术而学术还是为经世致用？汉学家们虽然没有公开否认儒学的核心是“道”，儒学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但从他们的治学实践来看，确实表现出脱离现实和将儒学变成文献学的趋向。这实际上是对儒学社会功能的放弃，是从儒学内部对儒学地位的动摇，自然会受到理学家的反对。将“汉学”和“宋学”的对立看作是“考订训诂”与“诠释义理”的对立，还容易使人们联想到宋代理学家之间所发生的“尊德性”和“道问学”的争论。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著名的学术聚会——“鹅湖之会”上，朱熹与陆九渊(1139-1193)曾就“为学之方”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尊德性”还是“道问学”。朱熹是“道问学”的主张者，经过“鹅湖之会”，朱熹虽然对自己的学术主张作了反思，对“道问学”进行了修正，但他并未放弃以“道问学”为主的学术路径。然而，当年主张“道问学”的朱熹，现在却被看成“尊德性”的代表！这在“汉学”家，是有深意存焉的。戴震曾说过：“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