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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中外古今/古代通论/工商、交通、城市/《西北民族贸易研究》（01）绪论（1）《西北民族贸易研究》（01）绪论（1）2004-10-24魏明孔作者提供，旧版文章点击:1935《西北民族贸易研究》（01）绪论（1）《西北民族贸易研究》（01）绪论（1）作者：魏明孔(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2-1222:10:22发布)阅读333次绪论：互市----西北民族贸易的特殊形式互市，是我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或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与沟通形式，其实际内容远远超出了经济贸易的范畴，除了经济贸易主体外，还应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互市在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其中包括如“边境互市”、“合市”、“和市”、“交市”、“榷场”、“榷场贸易”等等。历史上的互市包括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等内容，是中原农耕民族的生产品与游牧民族的生产品之间的一种物物交换。互市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内地农耕经济与边疆少数民族畜牧业经济生产结构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农耕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分工及其互补上。不管是在绢马贸易还是茶马贸易中，交易双方所用商品----纺织品、茶叶和马匹等的生产都是区位性的，根据经济区位的观点来看，具有区位性的产品之间的贸易比较频繁，而且交易数量比较大，同时这种贸易往往会刺激和带动社会生产。[1]实际上，茶马互市是互市的重要形式之一。茶马互市是兴起于我国唐宋、发展于明朝、衰落于清代，维系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的一种特殊民族交往形式。茶马互市主要指我国西北地区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及畜产品与内地农耕民族生产的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比较集中的大规模的集市性贸易活动。茶马互市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以物易物的一种特殊性贸易形式，系一种互补型经济交往，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茶马互市曾经对繁荣西北地区农牧业经济，改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生产和生活结构或饮食结构，促进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还具有禁榷的性质。禁榷制度是把诸如盐、铁、酒、茶等商品的经营，从私人手中夺取过来，由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并完全由政府垄断。实际上这是将私营商业变为官营商业，使私人商贾失去牟取暴利的机会，或者说即使商人从事经营，也必须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茶马互市中政府对于茶叶的控制，不仅仅只是出于对这种资源垄断或配置的考虑，它同时还涉及到国家安全、国家职能、民族利益、经济均衡发展等诸因素。茶马互市首先兴起并主要发展于我国西北地区，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和社会诸原因。我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地带，这里亦农亦牧，农牧相间，民族经济的交往是当地民族须臾不可或离之事，正如史书上所言，西北地区是“华戎所交”的宜农宜牧之地，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补性。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北地区又往往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或者说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分界线[2]，不同类型的经济互补性是这里自始至终存在的一个特色。至迟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3]丝绸之路便贯穿于西北地区全境，民族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经济交往已经初具规模。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4]西北地区所处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历史上人们的共识。由此可见，古代西北在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代的互市重点均在西北境内，茶马互市亦不例外是不难理解的史实。如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区的“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5]这里是民族交往和融合的重要场所，具有民族经济互补的悠久历史传统，这里的市场不仅具有民族的色彩，甚至带有国际贸易的特色。而人人皆知的唐肃宗时回纥入朝，驱马市茶，[6]便开西北茶马互市之先河，更使这里的民族交往在茶马贸易乃至民族贸易史上留下了凝重一笔。西北地区包括茶马互市在内的民族贸易具有持续时间长久、分布范围广、涉及民族多、内容丰富等特点，它除了民族间的互通有无的商贸涵义外，还具有政治的、军事的、国防的意义在内；除了境内民族间的互通有无外，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还与境外民族发生着商贸活动，系一种特殊的民族贸易形式。下面只是将西北地区不同时期茶马互市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以及历史影响作一简要概括。一、西北民族贸易的渊源：从贡赐贸易到绢马贸易在古代社会，马匹具有特殊的功能，游牧民族对马匹的依赖性自不必言，就农耕民族来说，马匹也是至关重要的生产、生活和战争工具，它既是农耕民族生产中的重要畜力，也是狩猎、交通、骑射、战争中不可替代的工具，往往与国势盛衰联系在一起。历代中原王朝都非常重视马政，将拥有数量充足的马匹看成富国强兵的重要标志之一。“马资于国用甚大”，是古代人们的共识。[7]从区域生产的特点和分工来看，中原农耕地区一般缺少足够的马匹，而边疆游牧民族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牧养着数量可观的马匹。与此同时，游牧民族缺少的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等。这样，中原马匹的获得，主要通过贡赐贸易与绢马贸易来实现，在茶马互市成为西北地区民族贸易主要途经之前，一般如此。历史上互市的出现，对于贸易双方的民族来说，首先是一件互惠互利的经济行为，而其意义又远不止于单纯的经济活动。我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西北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一般史书记载都是以“进贡”与“赏赐”的词语出现，即各地方政权或民族带来本地区的土产方物，中原王朝则回赠丝帛等手工业品。当时的这种进贡与赏赐满足了贸易双方的需要：进贡者谋求政治上的依托与援助，并获得物质利益；赏赐者则将这种贸易看成一种政治需求大于经济利益的手段，作为安抚边境，结好各政权及各民族的基本国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这种民族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原王朝“天朝上国”的心理需要；同时，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贡赐贸易则是一种经济上回报率比较高且较安全的政治、经济活动，故其乐意为之，“诸番”“与中国交市”是比较普遍的，[8]一些时期曾无虚岁，“朝贡不绝”就指此。[9]而“番人一至，既要厚赏”，[10]这是我国古代民族贸易史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耐人寻味。历史上的这种贡赐贸易，正因为对于西北少数民族来说是一种有厚利可图的生意，故一些商人往往或随同使节一同前来，或冒充使节前来贸易，以此获得较一般正常的贸易更加大的利润。如早在汉代西域罽宾“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11]。这些少数民族商人及外商，或打着“使节”的旗号，或随同使节一同前往中原，以“进贡”的名义得到中原王朝的“赏赐”，从而获得更高的商业利润。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也热衷于这种贡赐贸易。如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突厥都蓝可汗在即位不久，各部落大人纷纷向隋朝“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12]都蓝可汗曾经派遣使臣朝见隋文帝，隋朝赐的杂帛达3，000段。从此都蓝可汗每年都向隋遣使朝贡。隋代与突厥的互市贸易进入一个新阶段。隋代河西地区在当时充当着中外贸易的中转站的重要角色，史称“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13]。隋炀帝令娴熟中西交通的大臣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少数民族及外商同中原王朝交易[14]。在交往过程中，隋政府采取相当优惠的政策，“啖以厚利，召使入朝”[15]，以此来鼓励少数民族以及国外商人和使者与隋政府及其地方政府进行互市。史称“自是西域胡往来相继”[16]，对于隋王朝来说，应该说达到了其预期目的。这种情况在唐代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由于这种交往明显地具有政治的边防的乃至外交的浓厚色彩，唐玄宗曾经明令“计价酬答，务从优厚”[17]。这种首先基于政治上考虑的情形，在这以前就比较普遍地存在，如突厥汗国在佗钵可汗时拥有数10万骑兵的势力，北齐和北周等政权为了自保，均先后赠送佗钵可汗大量手工业品，以获得对其在政治上的支持。例如，北周每年赠送突厥“缯絮、锦綵十万段”。[18]唐代西域商人也往往或直接打着朝贡的旗号，或随同使团一同前来长安、洛阳等地，其中有些常年客居。用以国宾的昂贵招待费用甚至成为唐政府的沉重负担之一。正如《资治通鉴》卷225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条记载的：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滞，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乃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处之，及上书言事，失职未叙，亦置其中，动经十岁，常有数百人，并部曲、畜产动以千计，度支廪给，其费甚广。显然，这已经成为当时朝廷沉重的财政支出之一，其中当时仅由度支支出的谷物就超过19，200斛。[19]在茶马互市出现以前，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以及农耕区与畜牧区的逐渐确定，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贡赐贸易也就逐渐发展演变为绢马贸易。绢系中原农耕民族首先所生产的丝织品的总称，因其受自然条件及加工技术的限制，游牧民族一般不生产丝织品，而少数民族的上层往往视其为高级奢侈品，其消费只能主要靠马匹及其畜产品与中原民族的的交换来满足，随着少数民族对丝织品需求和中原王朝对于马匹用量的不断增加，绢马贸易相应扩大。像西汉西域所产的“汗血马”，北朝所出的“青海骢”，隋代大宛的“狮子骢”等等，都是当时进贡中原备受青睐的名马种。这些名马以及一般马匹的获得，中原王朝须得花费数量可观的纺织品。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年），东突厥各部落首领共同向隋代朝贡马10，000匹、羊20，000只、骆驼500峰、牛500头。这一次的朝贡，已经突破了传统朝贡的意义，而具有典型的贸易内涵。因为距此不久东突厥便提出在突厥与隋代的边界一带设立互市，突厥与隋代进行以物易物的互市。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隋代的批准。[20]隋代与突厥等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市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绢马贸易发展到唐代，就开始出现了“马价绢”，意味着当时的绢马贸易存在一个标准比价。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曾经“发使及典傔等，大赍缯锦，将与石国和市犬马”。[21]再如回纥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为唐代立过功劳，绢马贸易成为朝廷对其战功的一种奖赏：回纥恃功，自乾元（758～760年）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一匹马换取40匹绢，是当时回纥与唐朝绢马贸易中的标准价。当然，当时的这种绢马贸易是不公平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色彩，马价过高，已经成为唐王朝沉重的财政负担之一，“朝廷甚苦之”就指此[22]。历史上的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在茶马互市出现之前是中原王朝换取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马匹及其畜产品，以及西北少数民族得到绢帛等手工业品的主要途径之一，它是中原农耕民族、周边各少数民族以及与国外不同政权或民族之间经济往来的主要形式之一。自唐代开始，西北民族交往中的茶马互市逐渐取代了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成为西北地区民族贸易的主体[23]。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茶马互市是在传统的贡赐贸易及绢马贸易的基础上兴起并发展起来的，或者说贡赐贸易及绢马贸易是茶马互市的渊源；茶马互市兴起后，贡赐贸易及绢马贸易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时期茶马互市还明显地带有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的浓厚色彩。[24]二、唐宋：西北茶马互市的开拓时期继承历史传统，唐代西北少数民族有着强烈的进行民族贸易的愿望，中原农耕民族也同样如此，不论官府组织的民族贸易还是民间自发进行的贸易，其繁荣程度均超过了以往，这里民族经济互补的色彩比较明显，这是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唐高祖时与突厥关系密切，其中包括相互间正常的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唐太宗时更是将与西北民族贸易，纳入了其治国经世的整体方略。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正月，唐朝在漠北铁勒诸部中设置羁縻州府，以各部原来的酋长为都督或刺史。唐太宗在宫廷宴请了各部落首领。诸酋长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25]唐太宗批准了少数民族首领的这些要求。[26]安史之乱后，茶马互市已经频见于历史记载。如《新唐书》卷196《陆羽传》称：“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