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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校社会学E2研究院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原载《社会》2009年第6期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CSH01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2007BSH005）和上海浦江人才计划资助，特此感谢。摘要：本文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应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越突出；（3）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文章最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模式的转变和现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关键词：代际流动；理想类型；流动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波澜壮阔，举世瞩目。当前，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化已经显现。社会差别不仅表现为个人生活境遇的不同，而且有可能延伸到下一代，并影响下一代社会流动的机会。如何把握历史、评估现状，探究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机制、特点和模式，这对于实现社会各阶层间和谐关系的建立，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地良性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上世纪80年代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形式的市场转型，为研究制度变迁对分层机制的影响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别于苏东各国的“休克”疗法，受到社会学者的特别关注，并引发了一场以市场转型理论为核心的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精英筛选和职业流动机制的变迁，而市场化过程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对于流动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当前代际流动状况的结构特征等核心问题并没有系统深入地讨论和验证。本文试图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一、国际社会流动研究概况社会流动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广义的社会流动包括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或称职位流动），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流动还包括了地域间的流动。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其主题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在近年来的国际社会学文献中，社会流动多采用狭义的定义，它仅指代际间社会地位的流动（Goldthorpe，2005），研究父辈和子女间在社会地位上的传承模式、机制及其变化规律，讨论父辈间的社会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到下一代的。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区分和辨别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讨论两者在子代的教育和职业获得中分别起多大程度的作用。所谓先赋因素是指个人与生俱来的优势或劣势条件，社会流动研究将种族、性别、父母的教育水平及职业地位等都视为重要的先赋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影响着人们一生的生活机会。所谓自致因素是指个人通过努力所获得的后天的能力、资质、条件。社会流动研究所关心的自致因素包括教育成就和职业地位，并认为这些因素对个人社会流动机会有重要的影响。区分和讨论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在子女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大小及变迁，其重大意义在于，这是辨别一个社会是否开放以及具体衡量社会开放性程度的指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社会流动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Goldthorpe，2000）。与其他研究领域不同，流动研究的突破主要是靠研究方法和模型的创新得以推进，而非由理论进展带动的（同上，2005）。原因是社会流动研究本身已经有相当长时间的研究传统和积累，其核心的问题和各种理论早已相对成熟，但缺乏以成熟的模型来分析和检验各种理论观点的真伪。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动表分析”技术的发明和成熟（Hauser，1979），修正了原第二代流动研究范式的“地位获得模型”（BlauDuncan，1967），在技术上排除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教育扩张的效应，从而纠正了对家庭背景作用分析的低估和曲解；同时在分析中真正实现了对流动模式的直接分析，使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流动率的粗略考察上。这刺激了大量研究的出现，先后有40多个国家开展了大型的社会调查，这被称为“第三代流动研究”（Ganzeboometal.，1991）。最近，学者们意识到流动表技术对于流动过程分析的不足，于是做了新的改进（Dessensetal.，2003），这又激发起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第四代流动研究范式已经呼之欲出（最新的评论参见Goodman，2007）。“流动表分析”从技术上解决了社会产业结构不同而导致的不可比性，从而促使研究的焦点逐渐从传统的流动率分析转向对流动模式及其成因的考察，研究对象也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扩展到多国或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流动的水平和模式有何差异？影响流动模式变迁的原因是什么，其影响机制和作用又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在一个比较的框架下才能得出结论，所以有学者将近期流动研究的特征归纳为“比较流动研究”（TreimanGanzeboom，2000）。具体而言，比较流动研究包括三个主要研究主题：①一个社会的代际流动是否伴随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迁而变化，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下的国家，其流动的范围、程度和模式是否存在差别；②如果不同国家间，或一国内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流动状况存在差异，那么这一变化是否有规律可循，演化的趋势又如何；③与第二个问题紧密关联，如果社会流动状况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影响社会流动变迁的原因是什么，其影响机制和作用又如何？对于国家间的比较，在“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和流动分会”1「InternationalSociologicalAssociationResearchCommitteeonSocialStratificationandMobility（ISARC28）」的推动下，很多国家都先后开展了大型的社会调查，以了解本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及趋势。大量研究数据汇聚于“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比较分析”1「CASMIN：ComparativeAnalysisofSocialMobilityinIndustrialNations」跨国比较项目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专著和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多达几百本/篇（同上，2000），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Erikson和Goldthorpe（1992）的《不变的流动性：一个对工业社会阶级流动的研究》（TheConstantFlux：AStudyofClassMobilityinIndustrialSociety），而比较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也可谓汗牛充栋（FeathermanHauser，1978；Hout，1988；Ganzeboometal.，1989），Breen（2004）编辑出版《欧洲的社会流动》一书，比较了欧洲11国代际流动的历史变迁及其异同，是该领域最新的汇总与进展。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点：①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流动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因为在制度、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流动模式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EriksonGoldthorpe，1992）。②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不同是流动模式差异的主要原因，只有通过具体的结构和制度分析才能把握其内在的形成机制，解释其差异（Ganzeboometal.，1991；Breen，2004）。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比较，还是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历时性变迁，学者们各抒己见，但对社会流动的核心影响因素是什么，其作用又如何这一基本问题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本文试图在疏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流动的三种基本理想类型，并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为中国社会流动本土化分析提供参考。这三种社会流动的模式分别是：绩效原则下的自由竞争模式、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国家庇护流动模式。二、三种理论理想型的社会流动模式（一）绩效原则下的竞争流动模式社会筛选遵循绩效原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BlauDuncan，1967；ParsonsBales，1956）。所谓绩效原则就是在社会筛选和机会分配的过程中，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那什么是“优”呢？帕森斯（Parsons，[1971]1994）认为是个人的内在素质、能力和工作技能。个人所获得的各种资质作为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文凭，获得高学历也就意味着获得了功能重要性高、回报也优厚的职位的敲门砖。而最早提出绩效（meritocracy）一词的Young（1958：94），在他的经典论著TheRiseoftheMeritocracy中指出，它由“个人先天的才智和后天的努力共同构成”。当我们假设个人先天才智的高低与种族、性别和阶级出身无关，那么绩效理论就与先赋2自致两分理论互为融合。遵循绩效原则的社会筛选就是仅仅根据个人资质和能力等自致因素分配机会和回报，而不考虑候选人的其他先赋特征（如种族、性别、家庭出身等）。现代社会走向绩效社会，也就意味着先赋因素让位于自致因素的过程。在现代社会的筛选过程中，先赋因素让位于自致因素，绩效主义成为机会分配中最具有合法性的原则，绩效选择也因此成为工业化社会代际流动的主要特征。绩效原则下的竞争流动是指在个人的教育获得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位获得这两个阶段中，个人凭借自己的表现、能力和努力等自致性因素来竞争成功的机会。在这一理想模型中，流动机会将完全按照自致因素来分配，不同家庭出身的子女均享有公正、平等的机会参与向上流动的竞争，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在社会流动中不起作用。在社会学的文献中，强调工业化带来绩效原则和公平流动机会的理论被称为现代化理论或是自由主义理论。他们（Kerr，etal.，[1960]1973；Parsons，[1971]1994；Treiman，1970）认为工业革命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是，相比较传统社会（工业化前的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后者不仅在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的数量上将增加，而且流动的机会也将日趋平等化。D.贝尔（Bell，1973）将这一论断推广到“后工业社会”，他认为在以服务业为主要经济构成的条件下，这一判断仍然成立。不仅如此，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声称，不同社会将会在工业化内在逻辑的推动下而同质化。工业化进程将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产生深刻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将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或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工业化的内在逻辑——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都将塑造着社会的结构和精神，推动着社会的变迁。最后的结果是，所有工业化国家最终将殊途同归，在社会的结构、社会流动的数量和模式、社会分层的机制等各个方面最终都将“趋同”（convergence），走向同质化。那么在现代社会绩效原则下的竞争流动是如何形成的呢？Erikson和Goldthorpe（1992）在总结工业化过程对社会流动影响的内在机制时认为，它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结构变迁的解释、社会选择机制的解释和构成效应。其一，结构变迁的解释。它较多地带着结构功能论的色彩，认为工业化同时带来三个不同趋势，他们的联合作用是现代社会流动机会增加的原因。首先，工业化迫使劳动力大量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进而又转向服务性行业。劳动力被迫在经济部门间的转移，直接破坏了传统社会子继父业的社会传承模式，这是导致社会流动增加的首要原因。其次，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同时，工业化的另外两个后果是经济组织和社会政治组织的科层化，以及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科层化组织和专业技术职位的扩张，减少了劳动力结构中纯体力劳动者的比例，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行政办事和管理人员的比例大大增加。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