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开发、技术创新与能源型地区经济增长

2009中国经济学年会投稿论文投稿领域：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能源开发、技术创新与能源型地区经济增长邵帅1,2，齐中英2（1、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200433；2、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01）EnergyExploitati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EconomicGrowthinEnergy-orientedRegionsShaoShuai1,2,QiZhong-ying2(1、Institute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2、SchoolofManagement,HarbinInstituteofTechnology)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873028)和技术·政策·管理(TPM)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htcsr06t07)的资助。能源开发、技术创新与能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内容提要:学术界对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观点。本文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视角，将这两种不同的可能纳入到同一个经济机制框架中。我们以Romer的R&D模型为基本框架，将一个被动接受技术外溢的能源开发部门引入其中，建立了一个能源型地区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模型的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对能源开发、区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理论阐释，讨论了能源型地区可能发生或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条件和作用机制，并利用我国西部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对得到的理论命题进行了有效地验证。关键词:能源开发；能源型地区；技术创新；经济增长；资源诅咒EnergyExploitati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EconomicGrowthinEnergy-orientedRegionsAbstract:Therearetwooppositeviewpoint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naturalresourceandeconomicgrowthinacademiccircles.Fromtheperspectiveofendogenousgrowththeory,thispaperbringsthetwodifferentlikelihoodsintoaneconomicmechanismframework.BasedonRomer’sR&D-basedmodel,thepaperestablishesafour-sectorendogenousgrowthmodelofenergy-orientedregionsbyintroducinganenergy-exploitingsectorcharacterizedbyacceptingpassivelytechnologyspillover.Itputsforwardthetheoreticinterpretationontheintrinsicrelationshipamongenergyexploitation,regional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economicgrowth,anddiscussestheconditionandmechanismontherespectivelikelihoodofresourcecurse’sappearanceandelusioninenergy-orientedregionsthroughmodel’smarketcompetitiondynamicequilibriumanalysisandcomparativestaticanalysisofsteadystatesolution.Further,wealsoverifyeffectivelythetheoreticpropositionbyusingcross-provincepanel-datafromWesternChina.KeyWords:energyexploitation,energy-orientedregions,technologicalinnovation,economicgrowth,resourcecurseJELClassification:O13,O18,O32,O41,Q43一、引言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发展经济学一直颇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此经济学界基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前，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工业化起步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也恰恰对此给出了很好的证明，如Habakkuk(1962)研究发现美国工业化的成功与其矿产资源的开采和生产是分不开的，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以用来帮助解释19世纪美国经济为什么会赶超英国；Watkins(1963)利用大宗产品理论(stapletheory)阐明了资源开发和出口在加拿大成为发达工业国历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在20世纪中后期，基于大部分资源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败和很多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的事实，这种观点逐渐被颠覆。Gelb(1988)和Auty(1990)等人相对较早地对资源导向型国家进行了观察而提出了一个广为关注的诘问：资源富足和资源型产业对经济发展到底是福还是祸？1993年，Auty首次提出了“资源诅咒”(curseofresources)这一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此后，以Sachs和Warner(1995，1999，2001)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范围内，世界许多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大部分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非但没有从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中受益，反而陷入资源优势陷阱而导致经济增长步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Leite和Weidmann，1999；Gylfason，2001、2006；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03；Papyrakis和Gerlagh，2004a；徐康宁和邵军，2006)。此后，一些学者将资源诅咒命题拓展到一国内部的区域层面进行考察，发现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如Papyrakis和Gerlagh(2006a)、Cooke等(2007)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结果就表明了资源诅咒问题同样存在于美国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资源稀缺的州与资源丰富的州相比趋向于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在我国，大多数能源型地区也难逃这样的怪圈。能源型地区作为能源型产业比重在区域经济总量和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并大量向区域外输出能源的一类独特的经济群体，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能源型地区往往遵循着这样的发展模式(如图1所示)，就是在大规模的能源开发与输出的同时，伴随出现了一系列的发展绩效问题，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远比不上其能源输出和原材料消耗的速度，能源资源的大量开发并没有有效带动其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能源型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开始显现出劳动参与率降低、失业率和贫困发生率增加、产业结构单一及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西部地区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48.8%、27.21%和78.84%(赵海东，2007)，但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来说却最为滞后，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数据显示，2005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9%，除内蒙古外其余西部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许多能源型城市和地区不但没有越来越富有，反而相对越来越贫穷，其本身的资源优势并未转完全化为经济优势，“富饶的贫困”现象普遍存在。这些表现都与资源诅咒的症状极为相似。图1我国能源型地区普遍经济发展模式针对我国此类现象，徐康宁和王剑(2006)、胡援成和肖德勇(2007)、邵帅和齐中英(2008)等人均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并在引入其他相关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得出了我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水平或能源开发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如图2(徐康宁和王剑，2006)、图3(邵帅和齐中英，2008)所示)、资源诅咒效应在我国区域层面同样存在的结论。显然，如果不及时解决好我国广大能源型地区的发展问题，而仅仅将其作为初级产品供应单元来进行开发，势必会使能源型地区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块诟病，从而最终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理论是指导实践的钥匙，想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要找到相关理论去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阐释。针对自然资源财富趋于阻碍，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现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理论解释，主要集中于贸易条件波动(Singer，1950；Prebisch，1962；Herbertsson，1999；波金斯等，2005)、“荷兰病”(Dutchdisease)效应(Corden和Neary，1982；Sachs和Warner，1995；Matsuyama，1992；Torvik，2001)、政治制度弱化效应(Leite和Weidmann，1999；Torvik，2002；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03)和挤出效应(crowding-outeffect)(Sachs和Warner，1999a、2001；Gylfason，2001；Papyrakis和Gerlagh，2004b、2006a；Gylfason和Zoega，2006)等几大方面。从区域内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中资源富足的挤出效应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其含义为自然财富可以通过“挤出”经济增长的促进行为来制约经济增长。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被关注较多的增长促进行为主要是储蓄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Gylfason和Zoega(2006)认为由于自然资源提供了一种持续性的财富源泉而使人们减少了对现有资本转移到未来的需求，所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会降低储蓄和投资的需要，而理想的储蓄率和成熟的金融系统与国家产出中自然资源开发所占份额是负相关的。而Sachs和Warner(1999a)、Gylfason(2001)等人认为在资源繁荣的条件下，资源充裕地区的政府或家庭过分自信而没有形成对高水平教育的需求，他们相信自然资本是最重要的资产，是一种安全的保障，而忽略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图2我国各省区的能源产量与经济增长率图3我国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率(1985-2003)(1991-2006)尽管相关文献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了资源诅咒现象产生的原因，且均不乏一定的说服力，但现有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这些文献均针对于国家层面的诅咒现象提出了解释，但如前文所述，资源诅咒效应在一国内部也可能成立，而已提出的一些解释尚不能直接被应用来解释后者。第二，这些文献都忽略了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创新。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创新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要素之一，研究开发的效率与技术进步的速度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自然财富对其他行为挤出效应的研究相比，其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几乎处于被学者们所忽略的地位。较早对此给予关注的是Sachs和Warner(2001)，他们指出较高的资源租会吸引创新者和企业家去从事初级产业部门的生产而限制了他们的企业家行为和创新活动，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缺乏效率和推动力。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一假说进行进一步深入地经济理论分析。但基于其提出的这一思想，此后有少数学者(Papyrakis和Gerlagh，2006a；邵帅和齐中英，2007、2008)在其实证研究中考虑引入了技术创新变量，并发现了资源丰裕国家和地区确实存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事实。在相关理论研究方面，目前仅有Papyrakis和Gerlagh(2004b)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视角，通过建立一个包含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