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策动性机理一种企业家视角的分析

产业集聚策动性机理：一种企业家视角的分析-----------------------------------------------------------------------------------李景海，陈雪梅一、引言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BortsandStein，1964），制度变化的长期效果是一体化区域的国家经济绩效趋同（BarroandSala-I-Martin，1992）和国家间要素比率均等化。然而，该结论需要严格的前提：要素不但在空间上自由流动，而且在均衡价格条件下，所有地区对于投资具有同等吸引力。战后，世界各国在迈向发展之路时，实力支配着思维，思考让位于方法，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需要无边界市场，实现价值循环，重振世界经济的信心取决于世界终极发展。然而，不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产业发展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要具体地落实到某个具体区域之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均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优势的获得来源于产业在其内部集聚过程中的优势。产业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产业集聚不仅仅是产业格局的描述，即经济活动在何处集中，而且也是生产要素集聚的过程。Krugman（1991）和Porter（1990、1998）强调产业集聚的地理作用：它能够生成本地递增规模收益，因此导致国家之间（KrugmanandVenables，1990）和国家内部（Fujita，KrugmanandVenables，1999）空间投资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本地信息外部性（Jaffe，TrajtenbergandHenderson，1993）、劳动力滞后效应（Simpson，1992；AudrestchandFeldman，1996）和本地专业化资源投入能够生成本地化经济增长和区位专业化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对单一部门或所有部门而言，要素价格调整不能保证所有地区作为投资区位具有同等吸引力。Markusen（1996）区分了黏性地区和滑性地区：对于黏性地区，能够抓住新观念，并把它们融入产业集聚；对于滑性地区，则长期中不能从创新和投资中受益。马库森的描述表明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由地区本身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但是并没有说明地区如何由滑性到黏性的重塑过程[1]。许多文献提出复制一个运行完善的地区系统的主要特征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包括：领先技术的策源地——地方性研究型大学、活跃的风险资本、积极的社会网络和充足的支持性服务。然而，产业集聚实际上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宏观表现，企业是形成新的经济地理的行为主体。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探讨产业集聚的制度、信息和组织问题，它们解释了当前许多产业集聚的主流观点。Mccann、Arita和Gordon（2002）采用交易成本的视角，依据产业集聚中企业性质、企业关系和交易性质（GordonandMccann，2000；Mccann，2002；SimmieandSwnnett，1999），划分了三类产业集聚：纯集聚、产业联合体和社会网络。Fujita和Mori（2005）指出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由于知识（信息）溢出和知识外部性存在难以模型化的困难，所以被忽略，是产业集聚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2]Fujita和Mori（2005）认为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关心空间自组织性，忽略了政府和开发商的作用。梁琦（2004）通过区别两类知识，指出缄默知识和黏性知识的存在是知识溢出地方化的原因。[3]任寿根（2004）认为新兴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4]王珺（2005）论证了一个缺乏资源禀赋、技术积累以及外部要素大量进入条件的地区，产业集聚生成的组织演化过程。[5]耿帅（2005）提出产业集聚存在共享性资源，并论证了集聚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联性。[6]邓宏图和康伟（2006）考察了转轨条件下制度、技术外溢与集聚默示知识形成的内在原因，强调了地方政府提供政策的独特作用。[7]张昕和李廉水（2007）探讨了制造业集聚所产生知识的专业化溢出、多样化溢出和空间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8]陈雪梅和李景海（2008）指出产业集聚研究忽视了一些因素，如密集市场、知识联系和制度。[9]此外，文献常常把制度设定为外生，而不是作为一个演化的、适应性的社会概念（NelsonandWinter，1982）。制度之间的具体配置和相互关系是在经济利益关系不断调整中形成的，比起制度的简单出现它更重要的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视角忽视了企业家作为产业经济变化策动者的重要性。企业家能够创造或吸引必要的资源并重新组合资源，创立制度来支持他们的冒险性事业，并能够利用他们所控制的丰富社会关系和区域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模型往往忽略了引起经济发展变化的企业家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10]（Appold，2000），也没有考虑到企业家如何积极作用于本地环境和重塑他们的环境[11]（BoschmaandLambooy，1999）。我们认为，企业家触发产业集聚形成和促成区域竞争优势。企业通过空间区位的资源配置把生产要素内生化，而产业集聚作为地缘现象则反映了企业家的敏锐嗅觉和创新精神。在增进他们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企业家通过创立各种制度增进他们新兴产业的利益，采取共同行动来塑造本地环境。这样，企业家有助于创新性产业集聚的形成。创新系统是一个不可预测的非线性过程，它依赖于企业家的适应性、自组织性的行为。但是，企业家依赖本地环境的支持，包括政府资源。尽管人们寻求模仿产业集聚所显现的可持续竞争优势，但是这些动态系统很难简单的模仿，需要专一的、难以复制的资产和能力的短暂发展（FeldmanandMartin，2004）。自从开办企业，企业家就作为变化的策动者，积极利用本地环境的现有资源，反过来，不断增加本地环境的新资源，而这些新资源又可以为其它企业所用。企业家通过主动学习和积极实验，利润和专有技术的再投资，扩大与大学、政府实验室的联系及建立地方性制度，不断重塑本地环境。[12]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集聚会获得成功并难以改变。但是建立集聚需要很长的时间，产业集聚的持续需要何种最终结构或能力是不确定的。我们认为企业家所催化的产业集聚的经济成功和持续性是政策环境和成长资源基础上的适应性所产生的结果。本文旨在提供一个产业集聚的形成模型，这个模型不依赖于大规模地复制现有产业集聚的条件，而是集中于将产业集聚的起源看作是带有有界拐点且具有共同演进阶段的过程。每一产业集聚的历史也许是独特的，包括初始条件和所涉及的企业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成功集聚发展路径的共同点找到“政策药方”。我们强调企业家在创立企业、扩展资源和共同体时，创造产业集聚的能力。在这里应用的模型特指创新性、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二、产业集聚的企业家模型在创新性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作为积极的资源组织者，是一个关键要素。创业活动是一个地方性活动：企业家选择在他们已经形成商业网络并能接近资源的地区开办企业（RomanelliandFeldman，2004）。由于家庭束缚迁移性或者区位偏好，许多企业家具有区位惯性，面对外部因素的改变或者在其他企业工作的同时开办新企业。创新性产业集聚仅仅是企业的集合体，当形成大量创新性技术新企业时，该区域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创业前景的。产业发展动荡，新企业的创造、失败或重组是地方经济活力的晴雨表。对于企业家开办企业的决策有多种看法。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风险厌恶和不确定性限制企业家的数量（Holtz-Eakinetal.，1996）。尽管就其他个体而言，企业家更能容忍风险，但承担风险和接下来的成功是否企业家谨慎在起作用以及成功创业是否带来较低的风险厌恶却是不确定的（BlanchflowerandOswald，1998；Carroll，2002）。Schumpeter（1939），Knight（1921）和Kirzner（1973）认为企业家在发现机会、接受挑战和组织资源方面具备非同一般的能力。Blanchfloweretal.(2001)在吸收这个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发现机会以及接下来的执行能力是影响创业的最重要因素。我们基于熊彼特的传统观点：创业决策是个体偏好、机会洞察力、接近资本和其他互补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Schumpeter（1911、1934和1942）从混乱的经济变化追溯至出现革新，确认企业家是革新者（Blaug，1985），认定在动态不确定性中企业家发现机会的创业活动是经济推动的中心。创业决策意味着打破常规以及降低资源成本和机会成本，企业家利用它们来组织资源。当环境改变时，创业是对于建设性危机的一种反应。企业家的创业反应需要技术机会、市场机会以及追逐机会的动机。这些因素减少了开办新企业的风险，却影响着创业成功。政策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让主动的企业家进入潜在的创业活动。Schumpeter（1942）强调资本主义的演化性质，提出以生产系统的冲击或中断来刺激个体承担创新引入市场的风险[13]。在本地环境中，中断或许是外生因素，例如企业缩减生产规模或失业，或者是大机构不情愿支持新观念。如果创业决策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个体偏好的函数，那么政府政策就会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创业决策。我们的模型认为一些外在初始变化——一场危机、产业发展中断或产业发展机会，会推动潜在的企业家开始创业。这些初始变化与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相互作用，反过来，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支撑着产业集聚的创业以及推动产业集聚成熟来创造马库森（1996）形态学的黏性，进而，它会影响到区域能否获得成功。资源类型、资源质量、增进行业利益的网络以及制度的动态变化会影响创业可持续性。因此，单个产业集聚是互补企业和联盟利益体的集聚体。图1是包含以上思想的一张示意图。它阐明了企业家、政府政策和本地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此外，它也揭示了开办企业作决策时所面临的多项关系。从企业出现、稳定，再到成熟，尽管各个组成要素是不断演化的，但最重要的相互联系是保持不变的。在一个运行完善的创业系统，各组成部分互相强化，促进企业、产业和产业集聚共同发展。我们可以比较硅谷、128公路或北卡罗纳州研究三角园的发展历史，这些事例强调强烈的直接控制。Kargonetal.(1992)强调弗雷德里克·特曼创造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和商业团体与本地环境的紧密联系，并且营造鼓励学生成为企业家或者积极参与企业研究项目的氛围。同样，128公路可以追溯到长期的校企合作传统和政府定约的桥梁作用（Kenney和Vonburg，1999）；而北卡罗纳州研究三角园则是由于公共部门的努力干预建立起来的（Link，1995）。然而，这些事例很难复制到其他地区。我们的模型提出一个产业集聚的形成根本上是以创业环境为基础的，而创业环境是有机的、自组织的和由累积性阶段产生出来的。图2表明一个高技术产业集聚随着时间的演化出现连续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新兴阶段的出现是由于一系列外部事件引起创新。第二个阶段特征是产业集聚的自我组织以及在企业家、企业、制度和资源相互作用下自我强化的回馈效应的不断加深。第三个阶段是产业集聚走向成熟，进入运行完善、富有创新和具有创业精神的创业系统。在初期阶段，尽管一个地区有创业所需的人力资本或著名研究型大学，但是创业很少发生，并且该地区也极少或者根本没有风险资本进入。融合熊彼特（1939）企业家的动态化作用和奈特（1921）的企业家作为风险承受者的观点，外生冲击易触发创业反应。因此，企业家不仅重塑本地环境而且本地环境也塑造了企业家。这样，企业家被认为是产生产业集聚的积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产业集聚来自于企业家的个体活动以及共同发展的起支撑作用的制度所产生的结果。一旦企业建立起来，创业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试错或干中学的过程（Zaltmanetal.，1973）。这样，本地企业学习和适应偶然事件的能力就是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变量。Maskell和Malmberg（1999）提出技术性产业集聚可以抽象化为相互依赖的企业以及促进学习和知识创造的专用制度。这些技术性依赖关系在产业集聚发展的第一阶段开始慢慢形成。第二阶段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