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沟通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的关系考察

亲子沟通、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的关系考察1问题提出青少年心理健康一直是心理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幸福感逐渐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积极发展的重要指标而受到广泛关注。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评价，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心理指标(Diener，1984)。目前，国外已有大量关于青少年幸福感的研究(Tay&Diener，2011;Deci&Ryan，2008;Lucas&Diener，2008;Schrodt，Ledbetter，&Ohrt，2007)，而国内对青少年幸福感等积极发展结果的关注较少，且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总体幸福感在中等偏上水平(王极盛，丁新华，2003)，但也有研究指出青少年的总体幸福感水平在中等以下(胡芳，马迎华，胡利明，邓新龙，梅金凤，2010)。更值得关注的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青少年，由于受到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条件较差、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其健康成长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金洁，2006;刘万里，2006)。但目前有关该群体心理健康发展的研究偏少，更缺少对他们的幸福感等积极发展结果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青少年的幸福感开展深入研究，进一步了解其实际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这对提升农村青少年幸福感并促进该群体的积极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内外对青少年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人格特质、认知方式、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等个体因素和家庭、文化差异等环境因素两个角度进行分析(Lucas&Diener，2008;Hasida，2003;丁新华，王极盛，2004)。从环境层面看，家庭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性已被众多的研究所证实。亲子沟通作为家庭因素中的重要方面，对青少年的积极发展和健康成长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Liu，Fang，Deng，&Zhang，2012;Schrodtetal．，2007;方晓义，戴丽琼，房超，邓林园，2006)。亲子沟通是指父母与子女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或态度的交流，以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目的的过程(Galvin，Bylund，&Brommel，2004)。早期有关亲子沟通的研究中，多将亲子沟通作为多种家庭环境因素之一加以考察，近年来研究者们将焦点转向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该理论将所有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外在因素看成一个由微观环境、中环境、外环境和宏观环境四个子系统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并进一步指出亲子沟通是微观环境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层面中影响个体发展的最直接因素(Bronfenbrenner，1998;王争艳，刘红云，张雷，雷雳，2002)。但在实际中，由于亲子沟通是在父母与子女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很难从第三者的角度进行客观测量，除了少数研究采用观察法进行质性分析外，大部分研究主要运用被试自我报告的方式来间接测量，如国内一系列有关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研究中均采用了这种测量方法(方晓义等，2006;方晓义，林丹华，孙莉，房超，2004;王争艳，雷雳，刘红云，2004;雷雳，王争艳，刘红云，张雷，2002)，也有研究者指出这种自评的测量方法确实有其独特优势(池丽萍，俞国良，2010)。据此，本研究拟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其感知到的与父母的沟通来间接测量亲子沟通，并探讨亲子沟通与幸福感的关系。国内外关于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聚焦在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幸福感的直接作用上。国外大量研究发现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幸福感有显着的预测作用(Hasida，2003;Jackson，Bijstra，Oostra，&Bosma，1998;Dixson，1995)。而国内有关亲子沟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亲子沟通与学业成就、社会适应等的关系上(方晓义等，2006;方晓义等，2004;王争艳等，2004;雷雳等，2002)。只有少数研究涉及到亲子沟通与幸福感的关系，这些研究在流动儿童和大学生群体中均发现亲子沟通可以显着预测幸福感(陈丽，刘艳，2012;高艳苹，魏俊彪，2009)。二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亲子沟通与幸福感关系中的一些中介变量的作用(Koesten，Schrodt，&Ford，2009;Schrodtetal．，2007)，有研究发现亲子沟通还可以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认知灵活性等个体层面因素间接地作用于青少年的幸福感(Koestenetal．，2009;Ryan&Deci，2000)。近年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幸福感的意义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其中，Ryan和Deci(2000)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Theory)颇具影响力。该理论认为，人类具有自主(autonomy)、胜任(competence)与关系(relatedness)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要指个体有按自己的意志去选择，并认可自己的选择，体验到可以主宰自己行为的需要;胜任需要指个体需要体验到有能力完成一定难度的活动或任务;关系需要指个体需要来自环境或他人的关爱、理解和支持，体验到一种归属感和亲近感(Ryan&Deci，2000;Deci&Ryan，2000a，2000b)。这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是与生俱来、不可或缺的，如果环境或个体自身能使其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将会带来积极的发展结果，个体幸福感上升，反之则会使个体心理健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损(Ryan&Deci，2008;Deci&Ryan，2000a)。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国内外研究的角度和切入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幸福感的直接作用;二是深入挖掘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环境因素与个体发展关系中的中介机制。首先，大量研究发现，三种基本需要的满足能显着预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Ryan&Deci，2008，2000;Deci&Ryan，2008;Vansteenkiste，Lens，Soenens，&Luyckx，2006)。Diener(2012)总结了30多年来关于幸福感跨文化研究的结果，也得出一致的结论，指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是少数稳定预测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Deci和Ryan指出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方式和程度不仅仅受到个体自身能力的制约，更重要的是来自个体所处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Ryan&Deci，2000;Deci&Ryan，2000a，2000b)。已有研究发现良好的亲子沟通有利于创设满足基本心理需要的家庭环境，从而有效促进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Von&Grotevant，2011;Levin&Currie，2010)。在此基础之上，自我决定理论有机地整合了外在环境因素和个体内在因素对个体心理发展的作用，指出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来自学校、家庭等的环境因素可以通过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促使其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成长并产生积极的心理和行为发展结果(Deci&Ryan，2008，2000a，2000b;Deci&Vansteenkiste，2004;Ryan&Deci，2000)。已有研究证实了这一中介机制的合理性，如有研究发现，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部分中介了被试运动放松时间对其幸福感的作用，其中胜任需要的满足中介效应最大(Gunnell，Mack，Wilson，&Adachi，2011)。另外，Niemiec和Ryan(2009)通过研究也发现教师支持可以满足学生的自主、胜任和关系需要，进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幸福感。而在国内，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偏少，但有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是感恩与病理性网络使用行为关系中的重要中介变量，感恩通过满足青少年自主、胜任和关系三大基本心理需要来减少病理性网络使用行为(喻承甫，张卫，曾毅茵，叶婷，胡谏萍等，2012)。综上，尽管国内外有关青少年幸福感的研究很多，但该领域的研究尚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目前有关农村青少年幸福感的研究很少，这与关注其积极发展结果的重要意义不符，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第二，少有研究综合考虑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第三，根据自我决定理论，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但国内研究尚未将其运用于农村青少年群体中。为此，本研究以农村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在简要分析亲子沟通、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及其幸福感特点的基础上，结合自我决定理论，着重探讨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亲子沟通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对未来农村青少年幸福感干预研究提供一定的实证基础。本研究假设，亲子沟通对农村青少年的幸福感存在显着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并能通过自主、胜任、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对其幸福感产生间接作用。2对象与方法2.1被试采用整班抽样、自愿参加的方式，抽取广西玉林地区的农村小学和初中各两所，选取1257名学生，共获得1164名有效被试。其中男生562人，女生595人，性别信息缺失7人;五年级372人，初一386人，初二406人。被试年龄为10～17岁，平均年龄是14.12±1.39岁。此外，以被试报告的父亲受教育水平(0－“小学及以下”，1－“初中及以上”)、母亲受教育水平(0－“小学及以下”，1－“初中及以上”)和家庭经济状况(0－“贫困”，1－“非贫困”)三部分之和作为衡量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指标，取值范围为0～3，平均得分0.92±0.69，分数越高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2.2测量工具2.2.1亲子沟通量表采用Barnes和Olson(1985)编制的亲子沟通量表(Parent-childCommunicationScale)，分别从青少年日常生活、学习、人际关系、安全问题和情绪问题五个方面，测量亲子沟通的开放性程度和存在沟通问题的程度。该量表共20个项目，包括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都有10个项目。采用五点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对被试与父亲/母亲的沟通情况进行评估，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越好。该量表已在国内青少年群体中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Liuetal．，2012)。在本研究样本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α)为0.74，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70(父子沟通)和0.65(母子沟通)，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量表结构的整体拟合指数为:χ2/df=3.01，GFI=0.91，NFI=0.94，IFI=0.96，TLI=0.95，CFI=0.96，RMSEA=0.042。2.2.2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采用Deci和Ryan(2001)编制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BasicNeedsSatisfactionScaleinGeneralScale)测量个体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包括自主、胜任和关系需要满足三个维度，共21个项目。其中自主维度7个项目(如“我觉得我能自由地决定怎样过自己的生活。”)，胜任维度6个项目(如“认识我的人说我很擅长自己正在做的事。”)，关系维度8个项目(如“我与我接触的人们相处愉快。”)。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越高。该量表已在国内青少年群体中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喻承甫等，2012)。本研究样本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α)为0.88，各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69(自主)、0.67(胜任)和0.74(关系)。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量表结构的整体拟合指数为:χ2/df=2.36，GFI=0.98，NFI=0.95，IFI=0.97，TLI=0.95，CFI=0.97，RMSEA=0.052。2.2.3牛津幸福感问卷简版采用Hills和Argyle(2002)编制的牛津幸福感问卷简版(OxfordHappinessQuestionnaire-ShortScale)测量被试的总体幸福感。该量表由研究团队(包括数名心理学教授和研究生)对问卷进行英译汉，并在此基础上回译为英文，再反复比较其内涵的差异，经过多次直译和回译，保证其准确性。共8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