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以地域划分大致为齐鲁文化

中华文化以地域划分大致为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河洛文化和湖湘文化等。湖南即湖湘文化的发祥承载地。湖南古属荆楚之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就敢于与周文化叫板。而“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实在是个人才荟萃之地。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湖南人周敦颐的思想学说，经南宋时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传习、发展，从而创立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湖湘学派，而后，历经世代的封建演绎，历经三湘四水的洗炼，历经土著湘人和中原移民的不断融合和探索，终于形成了勇于开拓、富于气节、善于包容、敢于国事的湖湘文化特质。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时的民族精神和应世策略。它的多重性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一是中原文化通过移民南下，湖南因而从蛮夷区成为儒家正统区；二是唐宋以前的土著人创造的本土文化，即荆楚文化。中原移民文化中的经典儒学思想、吃苦耐劳、富有韧性和本土文化中的固执守旧、勇猛剽悍、实事求是的个性彼此长期相触相融相斥，便形成了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经世致用、兼容并包、刚毅倔强、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精神。湖湘文化既有一批著作等身、影响深远、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理论著述，如曾国藩的家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毛泽东选集》，但湖湘文化的载体主要体现在湖湘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显露出来的思想、观念、品性，以及以人为本体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之中。具体说来，湖湘文化的精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心忧天下”。这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近代以来，湖南人民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坚强决心，坚定“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强烈信念，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爱国洪流之中。无论辛亥革命时期，还是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湘爱国人士既志向高远，又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把“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提到新的高度。二是“百折不挠”。这是湖湘文化的高贵品格。湖南人民历来就是追求理想而坚忍执著，战胜困难而义无反顾。例如，左宗棠抬棺抗击沙俄，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就表现出强烈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式的历史责任感，展示了湖湘文化“荜路蓝缕”、奋发图强的坚毅品质。三是“敢为人先”。这是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道莫盛于趋时”。从屈原求索天地由来开始，“流风所被，化及千年”，湖湘知识群体思想开阔，总能顺应时代潮流，站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前沿。其间，周敦颐重构儒道，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致力引进西方技术开办洋务，宋教仁、黄兴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直至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思想体系的形成等等，无不彰显湖湘文化思变求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四是“兼容并蓄”。这是湖湘文化的活力源泉。湖南三面环山，北为洞庭，古为“四塞之地”，但就在这块土地上，湖南本土文化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养分丰富发展自身，最终形成了顽强坚毅和灵性飘逸相结合的湖湘文化。这种文化在近现代湖湘知识群体身上表现得更加强烈。如，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谭嗣同倡导“天变道亦变”，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和成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革命理论等等，都是湖湘文化开放特性作用的结果。总的来说，这四个方面，既是湖湘文化的精华，也是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湖湘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但作为区域性历史文化形态，也是良莠互见、长短并存，对其应该采取历史的、理性的、批判的态度，不能蛰伏一隅、抱残守缺。任何取其一面而不纳其余的做法，都不足取。（人民网综合）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著者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湖湘文化编辑词条B添加义项?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后产生了理学鼻祖周子，主张经世致用而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夫之，以及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一系列思想家，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练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文化渊源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湖湘文化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到两宋之时，宋代出现了儒学地域化。罢黜百家，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折叠编辑本段文化源头文化遗迹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尽管炎帝与远古湖湘文明的渊源难以考证，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湖南却一直是最可信的神农故地，具有最浓厚的炎帝文化氛围。早在公元976年宋太祖就“立庙陵前”，1371年明洪武帝又“考君陵墓在此”，到清乾隆年间祭道旁刻下“邑有圣陵”的石刻，而1993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又亲笔题写了“炎帝陵”，至此，湖南炎陵县鹿原陂作为始祖长眠之地(“茶乡之尾”)的历史地位就更趋稳定。从史记等资料记载可以看出，舜帝传说很可能源自湖湘一带，史记记载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山海经》记载了“湘水出，舜葬东南陬”。屈原在流放楚国，留下不少千古绝唱，《离骚》，《九歌》，《湘夫人》，这些很可能源自湖湘地域的民间传说，尤其是《湘夫人》，可以肯定是源自当时“二妃寻夫”的传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洞庭湖望祭，到718年唐玄宗委派张九龄遣祭，再到2004年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在九嶷山拜祭，2006年公祭舜帝大典在宁远县九嶷山举行，悠久的祭舜历史和繁多的舜陵祭文似乎已将“根在九嶷”的传说化作了无可争辩的史实。折叠编辑本段考古认证我国考古学界认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当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湖湘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折叠编辑本段文化影响《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