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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中国曾以全国之力援助近日，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准备以拍卖的方式出售40架前的苏联和中国军机，而这些军机是当年中国巨额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见证，同时也这个援助也是当年无视国家、民族利益的畸形外政策的产物。为什么中国会援助阿尔巴尼亚五十年代末，中、阿两国因意识形态相同而越走越近苏联与南斯拉夫直接暴力冲突之后，阿尔巴尼亚借助苏联的力量彻底摆脱了南斯拉夫的控制；苏联则因为阿尔巴尼亚的绝对支持，而成为其最大的援助国。但好景不长，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开始致力于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阿尔巴尼亚屡次发出强硬声音，反对赫鲁晓夫的做法。1956年苏共二十大重新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极大地刺激了阿尔巴尼亚政府。与阿尔巴尼亚相似，中国政府此一时期，也屡屡对赫鲁晓夫的“苏联新政”提出批评。1958年全世界60多个共产党参加的“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运动”，苏共的批判如蜻蜓点水不痛不痒，中共的批判则有如急风骤雨并付诸实际行动，中国召回了驻南大使，南斯拉夫也召回了其驻华大使。中、阿两国因为相同的意识形态越走越近。1968年,中国媒体报道“阿尔巴尼亚青年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该年，中国对阿援助达到最高峰1960年阿尔巴尼亚选择与中国站在一起，苏联于是终止对阿援助阿尔巴尼亚首次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起，是1960年6月20至25日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这次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同一批东欧国家共产党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攻势。赫鲁晓夫的主要意见，是人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寻求和平共处的可能；同时指责中国“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在国际共运中“争夺领导”、“要充当教员”、“当检察官、当政委”、“企图利用斯大林问题改变苏共现在的领导”；并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挂帅、大炼钢铁等都是错误的。（详见阎明复《随彭真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载《中共党史资料102辑》）在大多数与会共产党选择与赫鲁晓夫统一立场的情况下，阿尔巴尼亚代表罕见地公开站出来表态支持中国，因此被赫鲁晓夫斥责，并遭受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围攻。布加勒斯特会后一个月，阿党领袖谢胡在约见中国驻阿代办时说：阿劳动党将坚持马列主义，坚决支持中共的观点，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虽然都很小，但绝不向任何力量屈服，要为马列主义而生，为马列主义而死。此后多次共运会议，阿尔巴尼亚都选择了与中国立场一致。但也因此彻底惹怒了赫鲁晓夫，招致苏联于1961年单方面撕毁了对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在阿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根据协议驻守在阿港口的苏联舰队，并拒绝阿参加华约会议，12月更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中国接替苏联，成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援助国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援助了啥对此曾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回忆称：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直是在自己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4000多元。援阿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超我国耕地使用的化肥量。而军援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援助什么反应-----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驻阿大使耿飚回忆：阿领导人的想法是“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1961年春，正值中国大饥荒时期。本国粮食尚需进口，此时援助阿尔巴尼亚“几十万吨粮食”，其难度可想而知。对这种影响到了本国民生的对外援助，曾短暂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如此写道：“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编辑注：此一时期，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不过2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乎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阿方以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为标准向中国索要援助，要求“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阿尔巴尼亚当局按照欧洲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向当时极度贫穷的中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据耿飚回忆：“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我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倒过来赚我们的钱。记得有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我提出，要我们帮助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我国援建的，本应使用我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我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我们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我们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我当即拒绝了他的这个不合理要求。”中国连用来赈济大饥荒的进口粮都援助给了阿方，阿方却贪得无厌浪费严重最让人寒心的是，中国勒紧裤腰带不顾国内的严重饥荒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阿方却对此毫无感知，反而浪费极度严重。据耿飚回忆：“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新华社高级编辑、前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驻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记者王洪起也有相似的回忆：“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无节制的援助之外，中国居然还要替阿方领导人专门生产特供香烟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当时的中国，居然还要替阿方领导人生产特供香烟，供其个人享受。王洪起回忆：“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记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国使馆突然分给使馆和分社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香烟是中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使馆人员。”巨额援助终于停止邓小平终止对阿援助，中国外交回归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但却使阿尔巴尼亚非常恼怒，阿领导人霍查不但亲自写万言信给毛泽东抗议：“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后来，阿方党报又公开刊文批判毛泽东新鲜出炉的“三个世界理论”，称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据王洪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载《炎黄春秋》）“阶级兄弟”的关系既然已经保不住，建立在这一关系基础上的“革命援助”，自然也不可避免要开始大打折扣。1974年10月，阿方领导人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经不少，这次要求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无法满足；且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史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并再三要求中方提供粮油援助。一方面，中阿兄弟关系已经不复从前，另一方面中国此刻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最终只答应贷款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对这个结果相当不满，遂在国内掀起声讨中国的运动，说什么“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提供中国需要的原油和沥青。但批判归批判，阿方仍在继续伸手要钱。1975年，中、阿又签订了一批长期无息贷款议定书。直到1978年，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才正式作出终止对阿援助的决定。在那份公开发布的《中国外交部关于被迫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和接回专家问题的照会》里，中方历数了字50年代以来，中国不顾本国民生困苦，屡屡大规模援助阿方的事实。再无可能获得援助后，、这年年底，阿领导人霍查在公开讲话中，遂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其随后出版的著作《中国纪事》，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任领导人。中国停止对阿国援助后，该国竟然将中国列为主要敌人，全面反华，甚至号“升米恩斗米仇”，阿尔巴尼亚的忘恩负义让中国人民的心都凉了，然而在其2009年加入北约后，现在要将中国曾经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军机进行拍卖。虽然这些军机早已过了使用年限，已经封存，然而现在“拍卖”显得少了不少人情味，更是让人体会到国家间“没有长久的友谊只有长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