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史简介1

1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共产党党史简介合肥市小庙中学吴俊生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至今已走过95年的历程。在这95年中，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史上被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分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0月~1976年10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至今）一、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1、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一）、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都根据各自的认识，相继介绍过马克思本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李大钊：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大量涌现。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⑵出现了许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觉悟社”等。⑶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1919年5－11月，李大创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出版。⑷形成了一支日益扩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李大钊、陈独秀，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共两位奠基人1、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回国，在上海编《国民日报》。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两人都致力于先进思想的启蒙与宣传，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人就都是思想界的明星了。他们两人的声望在五四运动中达到了高峰，陈独秀还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时有诗盛赞他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独秀孤松（李大钊笔名）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黑夜，吾辈仰承。”可见陈2独秀和李大钊是当时并驾齐驱的领军人物，并被比拟为“悬照古今”、被一代人仰承的“日月星辰”。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延安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曾说：“五四运动中，有中国的最觉悟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并说“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李大钊{zhāo}（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1907年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3年赴日本，１９１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回国，任北京《晨报》主编。1918年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成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1920年3月，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及其活动最早酝酿建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共产国际的帮助：维经斯基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同年秋到l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张申府、赵世炎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也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四）、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地点：1921年7月23日一30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持续了8天。内容：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式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1、为什么选择国共合作中共选择国民党做为自己的政治伙伴和联合力量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事实证明中共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中共自成立后,就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运高潮,但由于力量的对比悬殊,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工运迅速转入低潮，于此,中共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3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2]它表明中共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早在二大时,中共不得不对先前的政策进行修改,一方面提出最低和最高革命纲领,另一方面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其次,是因为国民党本身的特点。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自清末以来,国民党为了救国救民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而且国民党也是中国当时有纲领、有组织、人数众多、势力遍布全国的大党。因此,中共觉得在“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43]而且“依社会各阶级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既使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4]于是,中共同意了与国民党的合作。2、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使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由于孙中山同意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宣传无产阶级思想，这样就可以凭借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使得党的工作走向合法化、正常化，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三、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1、南昌起义：2、秋收起义：3、井冈山会师4、中共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中央领导核心移至苏区产生的权力之争问题留苏派”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是非恩怨一是项英取代毛泽东1931年1月，王明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的中央名义上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从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博古（原名秦邦宪）并没有跻身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但是很快博古得到了传奇式的机遇，最终由一名只有6年党龄的普通党员，跳过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阶段，成为党中央最高负责人，当时博古只有24岁。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很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则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在离开上海前的9月下旬，王、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卢坦福、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坦福为常委，博古总负责。二是因土地政策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在土地政策及富农问题方面，毛泽东曾先后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和《井冈山土地法》。在1930年2月7日制定的《土地法》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修改了之前土地法规中不适合革命实际的条款，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明确指出“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酌情分与田地”。4但1930年后，随着苏联反对富农斗争的深入，共产国际对中共反对富农问题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任弼时等留苏派在这种极“左”的土地政策的思想指导下，于1931年8月21日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宣布今后“地主豪绅及家属、宗教事业者（和尚、道士等）都不能分得任何土地，富农只能分坏田”。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采取先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再重点进攻中央苏区的策略。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而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参与指挥战事。为统一军事领导，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指挥作战。苏区中央局不同意。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苏区中央局才勉强接受周的建议。毛泽东再次复出。三是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而在前线的毛泽东、朱德等认为行不通苏区中央局于10月在宁都召开宁都会议，会议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把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任弼时、项英等指责毛泽东“不尊重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批准毛泽东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解除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1934年1月中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选举博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中央政治局12名正式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中留苏派占了绝大多数，毛泽东未能进入权力核心。四是遵义会议上从项英受命进入根据地到博古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只有短短的三年左右。这期间留苏派与毛泽东矛盾斗争纷繁复杂，毛泽东数次被“贬”后又“崛起”。应该说，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毛泽东被彻底“丢在一边”。然而这种优势仅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因为在国民党大举围剿下，中央苏区岌岌可危，而博古等留苏派不能打破反“围剿”，不能在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上取得成功。因而这种优势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新站到了决策岗位上。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纵观遵义会议的全过程，有两位关键人物的发言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张闻天的“反报告”，在政治上、军事上起了拨乱反正的导向性作用。二是周恩来的举荐发言，在组织上起了重新考虑军事主帅的决策性作用。周恩来在作了副报告、听取了张、毛、王、朱等人的发言后，“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周5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283页)。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毛泽东协助周恩来军事指挥，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935年8月3日，中央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随左路军行动。8月19日，鉴于周恩来因患阿米巴脓肿发高烧病倒，张闻天在沙窝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开始取代周恩来统管军事。可以说，“沙窝换帅”是毛泽东被确定为军队最高领导地位的开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团”结束、“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博古，有“总书记”的名号，也有俄国人支持，对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军事，因而丧失了在最重要问题上的发言权，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来。毛泽东，有名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兼有国际声望，此为毛的巨大无形资产，又是军政双才，有主见，也有“狠”劲，更有强烈的领袖欲，但在一些军事问题上与莫斯科意见相左，对留俄派整体轻蔑，博、周联合后，毛暂时受挫，共产国际虽然对毛的“避敌”、“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