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宏伟目标，迫切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与大联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从历史发展的结果，看多党合作的必然性。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起源于民主革命时期，形成于建国之初，确立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蓬勃发展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根据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同各民主党派一起创立和发展的，它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这是一项非常宝贵的政治财富。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刚成立时，并不具有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更不具有执政地位。由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实行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推翻三座大山的英勇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从而赢得2了中国社会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社会各界人士的信赖和拥护。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我国各民主党派纷纷成立，他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要求实现“宪政和民主”，这是和共产党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民主党派在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开始阶段也有着想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来协调国共两党的对立，但血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的独裁政策不会改变，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宗旨不会改变，要实现他们的民主建国的目标，不能指望国民党改变政策，而只有同共产党合作。在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要求主要是爱国、反帝和实现民主，由于其成员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力量相对比较弱小，单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在国民党的高压下获得成功。要实现其民主建国的政治要求和目的，必须寻求工农大众和革命政党的支持，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同共产党合作，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众望所归。当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从此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综上所述，在我国实行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和谐统一的政治局面不是凭空而来，更不是自封，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厢情愿的事，更不是各民主党派盲目附和。而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3践中形成的。是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的自觉选择，是多党合作的必然结果。二、从与历史发展制度比较，看多党合作的优势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都有不尽相同政党。现在我们从阶级属性比较，可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基本类型，从形式上比较，可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多党合作制。看一个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主要是看它的性质、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切地表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政权的广泛基础。人民民主专政不但要求工人阶级对国家机器的坚强领导，而且要求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的管理。经过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形成了与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同时形成了与这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两种政治制度相辅相成，再加上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现在我国政治运行即决策的协商、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之中，这体现了我国多党派、多阶层、多民族、多宗教的广泛团结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作用。首先，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这种政党制度表现在它与中国社会性质相统一，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相一致。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掌握领导权，4作为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代表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多党合作。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根本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深刻矛盾，无法实现本阶级对国家政权的统一领导，只有通过分割和各自掌握一部分国家权力，达到本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阶层的互相妥协，来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目的。那么，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事实上就是这种妥协在政党制度上的体现。第二，我国的政党制度在党际关系上表现为公开声明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既有别于资本主义政党的“轮流坐庄”，也有别于前苏联的一党制和冷战开始后，东欧一些国家迅速向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靠扰，战争中参加过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其它民主政党、或取缔、或解散、或合并。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实行共产党一党制，不允许其它党派存在。如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虽有少数民主政党保留下来，但其作用得不到应有发挥。历史的经验表明，苏联式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快国家工业化进程，在某些特点方向上取得突出成效，但从总体和长远看，它压抑了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了企业对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生活的应变能力，使整个国民经济逐步丧失活力，陷于停滞。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现共产党领导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却是在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的共产党掌握百分之百社会权力的情况下垮台的。这不能不引起我5们的深思。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犯过同苏联类似的急于过渡的错误，但也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许多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早在1956年就对苏联的一党制提出批评，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的意见。”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没有仿效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办法把昔日盟友统统从政治上消灭掉，而是把当时作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八个民主党派都保留下来，他指出：“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从总体上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特色”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前提下，经济和社会形态逐步从单一走向多样。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变化更加迅速。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在此基础上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样，拥有组织上的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第三，在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我国的政党制度表现为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个问题，党的三代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侧面作出过论述，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统战会议上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提出了新的重大论断，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提出了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标准，这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政党6制度几十年经验的历史总结。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大联合、大团结的宗旨，极大地调动了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从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保证了人民物质文化水平显著提高。总之，是保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推荐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组织政府、领导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并保证和监督其贯彻实施。各民主党派不是与共产党对立的反对党和在野党，而是作为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它们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以利于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近年来有的人存在模糊认识以至错误认识，认为我国也应该实行西方政党模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作为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标准。只有按照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多党制，“你方唱罢我组阁”才显得民主，否则就是不民主。这是一种错误偏见认识。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仿效西方的多党制，其结果造成政治混乱，政党7迭起，国家四分五裂，人民陷入灾难之中，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我们绝对不愿看到的。因此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它避免了多党竞争，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这是我国政党制度同国外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也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所在。三、从我党执政的实践，看多党合作的合理性世界各国，由于历史传统、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必然不同，世界知识全球化，经济多样发展，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普遍适用于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呈现多层次，且差异极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所有制结构、人们的就业方式、分配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状态。况且中国社会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脱胎而来，不仅封建社会遗毒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加上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其负面影响对人们思想的侵蚀绝不可低估。在这样环境下，我们要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能设想的，8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我国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前不久，江总书记又指出：“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一是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新的重要论断，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提出了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标准，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几十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当前我国政党建设乃至各国政党制度现状，作出的创造性的新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新发展，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它为正确认识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和必然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效果和标准看，综观我国建设50多年的历史，什么时候多党合作坚持得好，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人民民主就能够得到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得到保障和维护；反之，什么时候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受到破坏，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人民民主得不到发扬，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人民群众也会遭殃。我国建国之初到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