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问题集

中国史学史问题集1、建设中国史学体系的作用和意义作用第一为建立和丰富史学理论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有助于历史研究的全面和深入第三有助于其他学术史，专门史研究的全面与准确第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应在端正历史学学风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意义中国史学史的社会意义与历史研究一样，具备转播真实、准确、深刻的知识，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作用，也能够直接提供历史的鉴戒。通过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批判地汲取这种勤奋精神、刚正风范、社会责任感与历史责任感，对于各种共则岗位的人们都有正面的激励作用。2、在中外史学的比较中探究史学的发展机制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史学具有基本理念的相同之处，其一是都具有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其二是都具有对于历史学社会功能的重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是传统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将古代中国与日本和西方的史学进行异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史学的显著特点是具有制度化、组织化、纳入政治机制并且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从而形成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双轨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古典史学在发展进程中，内在矛盾的运行方式是不尽相同的。中国史学中经世致用的观念就上方，而西方历史著述的社会功效比较看重。史学发展内在的求真与致用的矛盾，终究会使史学逐步强化其学术性，走向史学的专业化，最终会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在学术层面，史学的宗旨应当是求真、求是与求新。3、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曙光主演表现第一天命转移的观念。达成了两点重要的认识：其一是上天成了制约王权的力量，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其二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说明了天命的归宿。第二“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是表达中国上古哲理性政治观念的主演标志之一。第三“保民”的观念，产生了重视民众的思想。第四将“殷鉴”观念具体化。4、孔子与《春秋》相联接的史学意义孔子的创举第一孔子是进行大规模私家讲学活动的第一人第二首次创立了具有相对意义的学派第三最早地将政治、社会及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升华为非参政人士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且建立起系统的思想体系。《春秋》的史学意义《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在汉代公羊学派的鼓吹中，尊崇到吓人的程度，此后经学《春秋》学长盛不衰。认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则上认可私家修订国史，这是对私家史学最大程度的承认。据说孔子修《春秋是》对历史人物给予华衮斧钺之褒贬。5、传统史学理念的巩固与发展记事求真，如实撰史的准则坚定不摇，更为强化。求真、实录的理念，史学存在与发展的精神底线。发展了关于史学宗旨、功用与地位的认识。史官“史权”理念的重建。在先秦时期，史官“君举必书”而且“书法不隐”成为共识，表明史官记史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这种史权，曾是维系传统史学健康发展的理念之一。6、史学与玄学的格格不入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主导思想倾向无疑还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这是需要认清的问题。玄学对文学、艺术有很大影响，但是对史学影响甚微。史学具有非常现实性的品格，其记录，其议论都落实于有凭有据，确凿真实的史实上，对于玄学神秘，主观自我，空洞的想当然的思想和理论具有天然的抵抗力。当然，史学往往也会表现出较大的保守倾向，这是个值得克服的弱点。（干宝、袁宏、孙盛）7、唐代至南宋的其他史书唐太宗是，魏征等多人合作，修成《群书治要》宋官修大型史籍之一是宋真宗成书的《册府元龟》千卷，原名为《历代君臣事迹》宋真宗时官方还曾编修《续通典》200卷宋仁宗亲自编撰《观文鉴古图记》12卷，命制前代帝王美恶事迹之图，共120事，每事御笔撰记，始于皇帝，终于盛唐。其他史书类型地理方志类《大唐西域记》（玄奘）《太平寰宇记》（乐史）会要类《会要》（苏冕）《唐会要》（王傅）笔记类《大唐新语》（刘肃）《国史补》（李肇）《唐遮言》（王保定）考证、考异类史籍《困学纪闻》（王应麟）金石学著作《集古录》1000卷（欧阳修）《金石录》赵明诚通史类撰述《纪年通谱》（宋痒）《资治通鉴》（司马光）史论类《唐鉴》（范祖禹）被《四库全书》归于“杂史类”的《贞观贞要》8、与《资治通鉴》影响相关的宋代的编年史第一在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先篡辑“长编”方法的启示下，南宋的编年史著作出现了部置巨大、记事详密的发展方向，出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三朝北盟会编》（徐梦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第二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本就有简化历代正史记述的意图，书成294卷，仍感觉部是偏大，故又删为《资治通鉴举要历》80卷以便阅读。第三宋、元、明、清时期，续补、注释与研究《资治通鉴》的著作层出不穷。9、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资治通鉴纲目》59卷的特点此书杂记载方式上有很大的改变，即大书为纲，细书为目，实际上是受到《春秋》经、传相互配合的启发，便于阅读和查阅，具有历史编撰学的创新性。讲究“春秋笔法”，即斟酌书法以示褒贬。审定历代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本书的重点之一。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42卷，共计305件历史大事，上起“三家分晋”，下至“世宗征淮南”构成了一部新型的纪事本末通史。10、历史考据学的成立历史考据学是一种治学的方法，是考证的方法，通过取证来证明史事或者文献的真伪。宋代是中国学术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经学，史学，文学皆有重大的进步，理学的发展，理论思维与思辨精神带来学术思想上的空前的活跃。在经学和史学上，疑古精神发扬光大，对古书的辨伪活动之中包含历史考据的内容。宋代出现大量司考书籍，这是十分重要的进展。大量历史考据专书行世，构成历史考据学的学术规模，给后代的史学发展以不可磨灭的影响，令历史考据学得以确立而不再猥琐，后退。11、普及性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普及性史书的兴起明代史学的普及性潮流（明代普及性史书的发展《十八史略》，明人的史学普及意识《元史节要》明代普及性史书的几个主要支派，明代普及性史书体现的史学特点）明代普及性史书的几个主要支派第一以《资治通鉴》，《通鉴纲目》衍生出来的撰述为代表的编年通史，在明代普及性史书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第二史抄，史评及各种杂史著述，在明代相当庞杂第三明代私家撰写前代和通代历史人物传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登陆仅存者有110种。第四明朝当代史著作，大部分也具有普及性史书的特点。明代普及性史书体现的史学特点首先明代普及性史书遵循史学规范，采取史书体式撰写编撰。其次明代普及性史书十分注重传布历史见解，史论地位突出。最后明代普及性史书在注重历史见解的基础上，在主导地位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下，趋向于历史观点在整体上的一致性。综上所述，明代史学的发展，形成普及性史学的潮流，这是明代史学的主要特征。12、中国传统史学在域外的传播中国史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中国传统史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13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清初考据风的兴起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将“天下兴亡”大事深系于怀，而其治学途径，多取证述评方式。黄宗羲是一位极重一轮的学者，坚持姚江学派的立场，然而治学则重于史学，撰述《明儒学案》等书。史学本身既有一定的考订性，必须要有事实上的依据。清朝初期对社会的重大变动的反思，曾导致议论风发，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思想不限的涌出了。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家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者及其著作惠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在经学研究上奠定了通过古音古字的考释以明其义的治史方法。为考据学的发展又辟新的途径。惠栋在乾嘉考据学发展中起到了开拓性作用，他的学术宗旨是从经典的考释打开缺口，破除宋明理学的权威地位。钱大昕《弍二史考异》《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具有很大的学术的价值。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有不敢触动经义的思想局限性。崔恕《考信录》乾嘉时期考据学者的治学主张在于注重对具体问题作出求实性的考究，不提倡宏观的概括和议论。基本治学原则是实事求是，以信古为出发点的历史考据，是多数乾嘉学者的治学风格的主流倾向。13、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的三项根基校辍学与史学（校醜学理论的成熟与史学思想之前）理学观念与史学修志实践与史学创见（《湖北通志》，修志的实践活动四他的史学创见形成的最主要原因）章学诚是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在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值得注意和相当深入的论述。14、清代官方史学的业绩对以往史学遗产的盘点、总结与评析，着这是表现于大型解题性史部目录学著述（《四库全书总目》）本朝史的记诉与撰述，是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根基，包括本朝史事的当时记载于进行本朝史集的编撰。（《皇清开国方略》《大清会典》《贰臣传》《宗室王公共记录》）大量地编撰系统，完整的历史著作（历史考据学成绩斐然《皇与西域图》《日下旧闻考》《西域图志》）对历代史做出评断，阐发史学理论。（《御批通鉴辑励》）史集的辑无与考订地方官府的篡修方志，在乾隆以及清朝后期仍十分兴盛，这可以视作地方政权的官方修史的活动。官员幕府的修史活动毕元幕府的修史活动《续资治通鉴》《史籍考》15、梁启超《新史学》与新式历史教科书梁启超《新史学》理论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四弊（知朝廷而不只有国家，知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之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而生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认为“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新史学》对历史学的性质有更高规格的界定梁启超还专门破析了中国传通的“正统论”和“书法”，尖锐的批判了判定标准的不一。《新史学》在史学上的主张，特点有破有立，破除旧史学大刀阔斧，不惜矫枉过正，倡导新理念痛快淋漓，旗帜鲜明，富有感染力。新式历史教科书曾鲲化《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贯彻历史进化论思想，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做出重大的学术创新；具有先进，精辟的；历史见解；叙述内容有详有略，重点突出；富于严肃，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16古史辨运动的史学革命意义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命题，指出中国上古史的许多说法是逐渐报价，层层堆积形成的，越往后所知的古史，所言古人事迹越加放大，这是最可衣的从“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基本判定出发，顾继刚形成了一套缜密的寻流溯源的历史考编方法。坚持治史求真的准则Y与提出“古史辨”的四大宏观结论，是顾继刚史学成就的精髓。“古史辨”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最具有实质意义的史学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