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尼系数与失业率

1中国基尼系数与失业率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专题发布会——基尼系数和失业率”，报告显示，中国2010年基尼系数达到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均高于全球平均0.44的水平。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1年7月中国城镇整体失业率为8.0%。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劳动力人口为34624万人，由此推断我国2011年7月失业人数超过2770万人。2012年7月，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05%，较2011年7月高出0.5个百分点。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率上升，老年劳动者的就业形势好转。报告称，由于“下岗浪潮”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老年人失业率更高，51-55岁劳动者失业率高达16.4%。而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21-25岁城镇劳动者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失业率为16.4%，远高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农民工”群体整体失业率只有3.4%，大大低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的失业率，后者高达11.2%，城镇现有农民工几乎完全就业。由于农村后续劳动力供给有限，“民工荒”现象将持续存在。这份来自高校的调查报告能够顺利发布，至少说明官方开始正视中国严重的贫富问题和高失业率现象，也有利于胡温政府在最后任期内向人民交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期待新任中国领导下大力气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而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并没有对中国的基尼系数进行调查，其理由是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所以现在不统计这一指标。国家统计局没有官方统计的基尼系数，不等于这个数据就统计不出来。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到0.18，19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世界银行的报告充分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即使不是当今世界最大，也属于最大之一。中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基尼系数和贫富差距不象GDP增长那般光鲜和值得炫耀，因而统计部门装聋作哑也是可以理解的。失业率也是衡量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官方长期以来仅公布所谓登记失业率，没有真实的失业率指标。中国的失业率到底是多少永远是个谜，官方2公布的统计数据跟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总是相差甚远，不同的机构的数据结果，差异之大也是让人莫衷一是。官方数据一直认为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保持在5%以下。2010年3月22日，温家宝总理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的外方主要代表时，谈及失业问题：“我知道美国有200万失业人口，这让政府十分焦急，但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如果按照温总理透露的数字，中国的失业率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的10%以上，绝不可能是人保部多年宣称的4%左右。这意味着，中国有数亿失业人口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或救助，也意味着低失业率是对国际社会和国内老百姓的一种欺骗和糊弄。事实上，对中国失业率统计的诟病由来已久。最近的一次争论发生在2008年底，中国社科院当时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而人保部2008年第三季度末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0%。与GDP莫名其妙地要保“8”一样，中国的登记失业率似乎一直在保“4”，因为2002年以来失业率一直维持在4%-4.3%之间，最高的年份不过是4.3%。然而，学者估计中国的真实失业率远远高于官方的登记失业率（最低估计为8%，最高估计甚至达到30%）。2006年，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曾燕波认为，如果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算入，我国失业率高达20%。如果把“下岗”和“失业”实现并轨，失业率的数字将更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是国家统计局“调查失业率”的专家组成员。曾教授透露，3年来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均超过20%，2008年第四季度更高达24%。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城镇4%登记失业率的5至6倍。在此之前，台湾经济学家测算中国大陆失业率在30%以上，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在34.3%。中国今天面临的贫富差距，从本质上看，也折射了中国畸形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官民之间，都存在着非常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收入分配不均也直接导致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被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所谓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日趋严峻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分配制度不公又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是贫富差距和失业问题，都会导致人们对执政者的失望，特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体制或政策不公以及腐败大行其道时，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将越来越脆弱并且伴随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