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中国抗战中的三大惨案[转载]中国抗战三大惨案——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重庆防空隧道窒息。读者也许疑问为什么没有把南京大屠杀以及旅顺大屠杀包含在内。其实可以发现，上面所说的这三大惨案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含有人祸的成分，而不仅是“（日本）鬼祸”，更直白的说，即日寇侵略中国这一事实不变，这三大惨案是可以不发生的。换个角度说，比较哪个是更大的惨案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无论惨案大还是小，死的都是我中国人，同样为抗战牺牲了，无意义比较哪次死的人多，受残害的都是我中华民族。这里仅仅是一个合称吧，没有比较排序的含义。以前老朽只知其一而不知有三，甚是羞愧悔恨。当第一次看到这些时，内心真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感觉，难以评判是非，难以做出决断，也许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一）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中正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以水代兵”绝非蒋中正一人决断，冯玉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都曾向蒋介石建议放黄河之水制敌。1935年武汉行营参谋长晏勋甫便有中日交战时可决黄河之堤将敌隔绝于豫东借以保全郑州之议案；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时，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建议，程认为可行，遂向蒋介石请示，蒋回电予以批准。陈果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于1938年4月3日建议在武陟决堤。姚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建议在刘庄、朱口决堤。陈诚转呈炮兵第16团王团长王若卿建议在黑岗口决堤。花园口决堤的任务地点首先选在了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向东南流去。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黄河改道，虽然约四个月后武汉仍失守，但为国民政府争取了时间得以喘息，具有战略意义。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黄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险，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灭了日军精锐部队万余。由于损失惨重，国际影响巨大，在花园口事件发生之初，国民政府矢口否认此为中国军队所为，称系日军轰炸所致，且经过缜密的计划，广泛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这场“嫁祸”从抗战时战略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成功了。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只能“嫁祸”，如果百姓知道是国民政府所为，政府民心必大失，整个中国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根本无法抵御日军的进攻。纵使国民政府统治的确黑暗，对百姓确实横加掠夺剥削，以上这两点历史教科书说的的确对，但在抗战这一中华民族危机时刻，我们必须要有全国统一的领导，当时只有国民政府可以做到，所以就连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共也加入到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中来，百姓们也是懂得这一道理的，所以他们坚决从各方面支持政府抗日。如果不“嫁祸”，后果可想而知。从更根本来说，这根本不是嫁祸，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切损失都是由日本侵略者带来的，我们的人民牺牲当然要由他们负全责。如果没有他们的侵略，我们怎么可能要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黄河改道可真是不得了的，损失巨大。23个村庄顿时淹没无存。黄河由此改道南流，历时9年之久，波及豫、皖、苏三省44县（市），共计29万平方公里，酿成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的空前灾难，形成震惊世界的中国“黄泛区”。不少于500万的灾民，却在漫长的流浪途中遭受着肉体创伤和精神创伤。九年黄泛还有一个直接后果黄河把每年十几亿吨泥沙淤积在平原和河道里。花园口决口，当时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占八年抗战中中国损失的3500万人口的2.5%，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然而，为保住中原，避免整个大后方的沦陷，又当时附近的中国军队已无力大战，只能以水代兵，以黄制敌，与日军形成东西“军事分界线”，它可以说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而且虽然日军人数损失不多，但达到了重大战略目的，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大后方的保存以及中国军队的反攻。89万人啊，都是为了抗战而牺牲，为了中华民族而牺牲，但即便如此，这样的代价真的让人主观上觉得是太大了，但又能怎样呢，真的没有更好的方案了。相信蒋先生做出最终决断以前，感觉也一定是复杂的，内心也一定经历过斗争。两种都会牺牲的选择，真的很难决定。即便是吾等后人来看，设身处地感受时，也仍难以决断啊。据说当时奉命执行这一任务的一位工兵营营长来到河堤上的一座关帝庙里，对着关公磕响头，热泪长淌：“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这样一说，官兵们“齐刷刷”地全跪在地上，面向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两昼夜的奋力苦战，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心甚痛焉。6月10日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乃“天公相助”。人们历来自然对这一事件也有着两种观点，请读者也自己思考吧。（二）长沙大火是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发生在长沙的一场毁灭性火灾。因12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文夕大火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共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长沙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烧毁房屋5万余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因应日寇的进犯，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全国抗战之初，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包括陈诚（时任国民政府湖北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武汉卫戍司令）、何应钦（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在内的不少高级将领也赞成这种主张。在多人的劝谏下，蒋先生也决定采取这样决议。武汉沦陷前夕，蒋中正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各界的强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蒋介石两次来到长沙召集军政会议，讨论战局问题，决定实行“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方针。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在武汉沦陷前做好“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致使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施落入敌手，为敌所用。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又有先前华北沦陷区政府机关以及平津两地大学诸多学术机构迁至此地，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两军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11月12日上午，蒋中正关于对长沙焚城的密电送达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张治中立刻召集长沙警备司令和省保安处长商议，制定“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的方针；组成“破坏长沙指挥部”；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做了具体规定。张治中批示：“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开始行动”；“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国民政府采取焚城计划实在是不得已，倘若长沙诸多战略物资设施为敌所用，后果不堪设想，西南大后方恐不会坚持很久。虽则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但也终究无可奈何必采取焚城策略，为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延续，长沙只能做出这样的牺牲，对于长沙损失之物质我们只能表示无限的惋惜与遗憾。一切都有计划，省主席张治中已经下令焚城前务使百姓撤离。至此，本次“焦土政策”已经尽可能做得最佳了，本不会与惨案这两个字发生联系。然而，由于诸多偶然、意外，这一人间灾难发生了。12日深夜，也有说法是13日凌晨两点，长沙城内南门某处突然起火，查实后报告说是“失慎”所为，不到一刻南门又有三处起火，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许权问前线关麟征总部的电话，得知前方平静无事，而且南门是不举火的地点，所以许权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许权打电话找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文说：“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而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也把水放了换成汽油。此时，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便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由于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故当火起时，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被大火逼进水缸后惨死。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躲进水缸避火，双双被活活煮死。30多名余太华金号员工躲进防空洞，全被烤焦致死。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为一个悲惨世界。还有一惊险，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起火时他们带重要文件急忙撤离，于13日下午到湘潭。有媒体报道中共代表周恩来已在大火中遇难的消息，后来方得知周已逃出。最终长沙大火延续五日五夜，始自行熄灭。3000多人在大火中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5.6万余栋。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医院、商业场所很少幸免，整个长沙城成为一片废墟。虽则，政府在大火后组织恢复，但又有与日军四次长沙大会战，使得这座城成为一片废墟。这次惨案主要是由于地方当局误信谣言，处置不当，又有人擅离职守，一部民众激于义愤等诸多原因造成了这场真的是不应发生的重大惨案。对于负责者的处理，本来审判结果，原本是酆悌处有期徒刑10年，徐昆、文重孚二人各判7年，但专案组报呈最高当局后，蒋介石的批示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最终，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对于三位直接负责人由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