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1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就中国教育与考试问题请教顾明远教授王和平王和平北京市北京创新研究所教育科研中心电话：[phone]，邮箱：[e-mail]提要：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本质异化、畸形发展，纸上谈兵、脱离实践，方针有疏、理论有误，普职分离、片面育人，以考论教、扼杀创新”，需要进行根本变革、综合改革和全面创新。考试制度以分取人、以偏概全，脱离实践标准，违反全面考核，背离素质教育。中国教育应当实行“德智体美、理论实践全面育人、全面考核”，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本文提出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建议方案，供领导参考。王和平致顾明远：向您请教，渴望指点。顾明远复王和平：来件已阅，很有启发。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整个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认清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则是搞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乃至整个教育综合改革的必要前提。一．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迅猛，规模数量迅速扩大，资源条件显著优化，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中国教育的改革创新却相对滞后，教育性质、结构模式、课程体系、评价体系、体制机制、质量效益却是问题严重、弊端丛生，长期陷入“纸上谈兵、灌输教条、死记硬背、以考论教、压抑个性、扼杀创造”的畸形状态，难以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特别是杰出创新人才；教育改革又是重标轻本、单项独进、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应试教育愈演愈烈，课程改革举步维艰，素质教育推而不进，创新人才难以涌现，国家创新大业面临后继乏人的危险。所以，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规模数量、发展速度、资源条件、公平均衡、普及程度等外在性发展问题，而是教育性质、育人模式、价值目标、课程体系、内容方式、评价标准、质量效益等内涵性改革问题。具体而言，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和主要问题是“本质异化、畸形发展，纸上谈兵、脱离实践，方针有疏、理论有误，普职分离、片面育人，以考论教、扼杀创新”等综合性内在问题，亟需进行根本变革、综合改革、全面创新。（一）本质异化，畸形发展所谓本质异化，是指我们的教育性质远离了人的本质和教育的本质。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但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却鲜有教育家去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2马克思第一次对人的本质作出科学界定，他从四个方面揭示了人的本质：一是人的实践本质，马克思指出：“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实践）是人的“类本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觉”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自由”是遵循规律、驾驭规律、活用规律。也就是说，有目的合规律地改造世界、创造文明的“劳动实践”，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马克思以“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灵巧的蜜蜂”作对比，指出：蜜蜂筑巢依靠本能，具有盲目性、遗传性、重复性；人类建房先有蓝图，具有计划性、合律性、能动性。人是自由自觉的实践主体。二是人的社会本质，即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结为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形成不同性质的社会集团，人的社会存在、经济地位、社会阶层等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人的政治本质和思想本性。就像生物细胞属于机体的特定组织，并具有那个组织的特定性质那样，人也具有某种社会集团的特定性质，如政治立场、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等。这是人的“类内本质”。三是人的人格本质，即人的价值追求、情感需要体现人的个性本质，具体表现为人的需要动机、激情意志、价值信念、气质性格等个性品格。四是人的生命本质，即人作为社会动物的生物本质，体现在身心强健、主动适应、超越发展等生命活力。概而言之，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创造文明的社会实践；简而言之，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实践。人的本质要素的品质就是人的素质，人有四大素质：社会品德素质（德）、创造智能素质（智）、心灵品格素质（美）、生命活力素质（体）。教育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教育是造就人的本质的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实践有三大类：一是物质生产实践，二是精神生产实践，三是人的生产实践；分别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生文明。教育属于人的生产实践，但人的生产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生命的生产（生育），二是人的本质的生产（教育）。教育不是生产人的生命，而是生产人的本质，教育是造就人的本质性能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继人的生命生产之后继续生产人的本质的实践活动。所以，桑新民教授说：“教育的本质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但他没有说明“再生产和再创造”的不是人的生命，而是人的本质。由于人的本质是实践，因此，教育的本质应当是：人类自身实践本质的生产与再生产。教育的功能是造就人的实践本质，使其学会创造文明、造福人类的劳动实践。素质教育就是全面造就人的本质要素品质的教育。据此，我们的教育应当建立理论实践密切结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理论实践全面发展的教育规律组织教学，造就自由自觉创造文明的实践主体，培养理论实践全面发展的劳动人民。那么，我们现在的中国教育是不是符合这一本质属性呢？显然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教育，把上学视为“念书”，把教学当成“教书”，把学习叫做“读书”，把考核当成“考书”，“闭门读书、教书育人、以考论教、应试晋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完全是书本知识的传授、接受与考试。这是什么教育？名义上这是社会主义教育，实际上这是几千年的封建科举教育和西方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的结合与变种！在中国教育史上，麻醉人民、奴化文人、统治人民数千年的封建科举制教育，虽然从制度上早在百年前就被推翻了，3然而，在思想上“读书做官、劳心治人、诵记经典、考取功名、科考晋身、升官发财”的封建科举观念却根深蒂固、笼罩人心、影响至今；同时，在清末废科举时，西方赫尔巴特的“传授书本、灌输教条、塑造人格、强制管教、批量生产、培植信徒”的“传统教育”乘机而入、相继登场，加上新中国基本照搬的前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假冒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宣扬教学本质就是“传授书本知识”、“间接认识世界”，贯彻一整套“特殊认识论”的唯心主义教学观，受到教育界长期迷信，同时，竟然还炮制出荒谬绝伦的“科举兴国论”喧嚣不迭，极力维护以纸笔测试为基本形式的考试制度，还要把中国“由考试大国变为考试强国”。几股污水合流，于是在中国社会上掀起“应试教育”的竞争狂潮：“纸上谈兵、灌输教条、试卷选才、扼杀创造”，应试大战愈演愈烈，教育价值观根本扭曲，争名夺利、恶性竞争，把自己的成功和幸运建立在别人失败和痛苦之上。在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中，整个教育丢掉了共同进步、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赫然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片面抽象、虚假无用的书本教条为标尺，驱使广大师生疯狂地进行应试竞争，死背教条、苦钻题海、投机取巧，玩命地训练着高分低能的背书神童、脱离实践的教条书生、缺德少才的应试机器、弱肉强食的竞争狂徒。培养出来的学生相当一部分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实践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成为高学历书呆子，难于就业，更难创业，可怜地充斥在社会上，伸着手、张着口向党和人民要饭吃，有的沦落成无业者、啃老族、寄生虫，甚至堕落成社会渣滓、犯罪分子，危害民族、戕害少年。受到党中央严厉批评而屡禁不止。几经改革，无非改良，万变不离其宗，远离教育真谛。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难道不是本质异化、畸形发展吗？中国政府自上而下持续推进素质教育和一系列课程改革，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恶性竞争的局面。有识之士早就痛心疾首地惊呼，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二）纸上谈兵、脱离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本质只能在社会实践中造就，人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双向建构的。马克思反复强调，“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为对象生产主体”，“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人在改变“身外自然”的同时就改变了“自身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20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人的实践本质是在改造环境的实践中实现“身外自然”和“自身自然”双向构建的，而不是在脱离实践的书斋里通过纸上谈兵培养的。人类学习的本质，就是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能动地建构新的素质结构的实践建构过程。社会实践可以分为生产性实践和教育性实践、普通实践和典型实践、真实实践和模拟实践，显然，教育实践不是一般的生产性实践，而是典型的教育性实践，即有育人价值并合乎育人规律的实践。人的本质是在典型的教育性实践中优质高效地建构与发展的。我们中国现在的教育制度，就是以“闭门读书、应试竞争”为标志的育人模式，以“纸上谈兵、灌输教条”为标志的教学制度和以“纸笔测试、考卷选才”为标志的考试制度。这样的4教育制度，远离人的本质和教育本质，脱离实践而迷信书本，培养书生而远离创新，重智育而轻德育、重理论而轻实践、重学识而轻能力、重学术而轻技术、重分科而轻综合、重知识而轻思想、重应试而轻创新，以纸笔测试的分数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将教育异化为“纸上谈兵、灌输教条、应试晋身、争夺功名”的功利教育，用记背书本、答卷解题的畸形标准，选拔小学究，淘汰创造者；脱离社会实践，传承书本知识，培养信徒学究，追求读书考官。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各级学校不仅将考试分数作为招生录取的唯一标准，并且将考试由检查教学效果的手段异化成教育教学的目的，形成“以考试领导教育”、“以考试代替评价”、“为考而教、非考不教；为考而学，非考勿学”，“考而优则仕、考而优则禄”“劳心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荒唐反常局面，酿成残酷而惨烈的应试竞争、命运搏杀。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把书本知识当作课程和教学的主要内容，把师讲生听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式，把书本知识的纸笔测试作为检验教学效果的唯一标准。然而，书本知识是真正的知识吗？否！书本知识只是知识的文字表述，而不是知识本身；真正的知识是人脑所认识的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运行在实践中，没有躺在书本上。只有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路线，让学生精要经历知识创生的基本过程，才能学到真知和真能。按照陶行知的说法，书本知识必须嫁接到实践经验的根基上才能成活，脱离实践的书本知识是“伪知识”“死知识”。如果只读书不实践，只听讲不探究，不让学生精要经历知识创生的基本过程，那只能培养教条主义的书呆子，何谈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而这正是我们教育理论“特殊认识论”的要害。就是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真唯心主义教学论统治了我国教育界大半个世纪，助推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成为新课程改革的强大阻力。（三）方针有疏，理论有误现代中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中国教育理应遵照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继承和超越历代教育优势，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制订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原意，不仅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主要是指“体脑劳动全面发展”“多种能力全面发展”“理论实践全面发展”，是“智育与体育同生产劳动的早期结合”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列举了“半工半读”学校的工人子弟所学得的知识和本领，比全日制的贵族子弟学得的还要多、还要好、还要轻松高效，这是因为“半工半读”学校体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有机结合、体脑转换、交替休息，自然精力旺盛、效率较高。马克思指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①；这是因为，“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得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半天在学校里，所以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于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5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合适得多。”②（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3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与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一脉相承；这也与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