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建设研究.

中国文化建设研究地理文化学—认识世界和文化的关系►植物性状的表现对地理环境有明显倚赖。从进化角度看，地球上丰富多彩的植物品种，也反映地球上地理环境的差异。究其原因，在于地理差别对植物生长提供不同的时序和温度变化以及水分和养料供给。►文化现象中也存在与植物发育类似的情况。儒学作为东方的一种价值文化，在古代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的文化作用及命运，也恰似南橘北枳[1]，花叶仍类，色味有别。►[1]南橘北枳的说法出自《晏子春秋》，可见古代中国人对此已有认识。从地理-政治-文化的观点看欧洲和东亚文明►李约瑟曾对东西方文明的近代命运感到困惑：“既然从古代至中世纪的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方面的重大成就（姑且先举火药、印刷与磁针这三件），为什么现代科学却是只从欧洲发展起来的呢？[1]”►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是由于欧洲和中国古代社会有不同的文化因素[2]。►不过，JaredM.Diamond在Nature杂志上介绍的GraemeLang的观点又提出了深一层的问题：中国和欧洲文化的不同，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1]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通迅》第12期（1992），转引自王钱国忠.鲁桂珍与李约瑟.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清教伦理有关。参阅[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279-301页。韦伯原书（德文版）出版于1920年，因此韦伯的观点要早于李约瑟的疑问，对李约瑟也产生过影响。---剥中国文化的洋葱►对此，Lang的解释十分直观。他用中国和欧洲的地理特点来说明欧洲列国林立而中国一统的现象，并用地理文化学观点解释欧洲文明近代先行的现象。►在Lang看来，近代欧洲科技的发展得益于自治的大学，因大学中批判性探索相对不受政治权力和教会干预。自治性大学的存在又得益于多元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多元政治和社会文化体制的形成又得益于欧洲复杂的地理条件[1]。►[1]JaredM.Diamond.,PeelingTheChineseOnion,Nature,vol.391,433-434,Jan.29,1998。►具体看，欧洲有与本土距离适中的众多岛屿，半岛和山地[1]，而且气候温润多雨，作物可不灌而收。这种地理隔阻和气候特点利于形成多个政治中心和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奥古斯都[2]、查理曼[3]、拿破仑、希特勒等人都试图统一欧洲，均失败了。►欧洲各国地理隔阻的空间尺度和气候条件，既有利于独立发展，又不至造成彼此隔绝。如英吉利海峡的宽度不足以造成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隔绝。►[1]如英伦三岛，西西里岛；利比里亚半岛，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斯堪的那威亚半岛；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2]奥古斯都·屋大维(公元前63-公元14)，曾为罗马皇帝。►[3]查理曼（742-814），曾统一欧洲大部分地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GraemeLang指出，与欧洲相比，中国大陆在地理上缺少锯齿形海岸线，也无欧洲那样众多的半岛，河流多由西向东，地势是西高东低。►中国最大的台湾岛和海南岛均小于爱尔兰岛一半，不足以形成独立政治单位。中原气候较干燥，农业要依赖大型灌溉系统[1]。►这种地理环境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多元政治单位，而利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从历史上看，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后曾多次分裂，但最后结果还是重新统一[2]，地理条件起了潜在作用。►[1]此观点最先由魏特夫提出，参阅：Wittfogel，K.OrientalDespotismComparativeStudyofTotalPower,YaleUniversityPress,NewHaven,CN,1957。不过，东亚大陆南北、东西间的农业条件是有差别的，而且中国文明不是纯粹的农业文明，其周边地区多牧猎生活方式和半农半牧生活方式。对此，钱穆认为中国农业西周以前是以山耕作物黍稷为主，春秋战国转为以粟麦为主，汉代以降稻米种植才逐步推广。所以，“水利与农作物之关系，古代中国实决不当与与古埃及巴比仑印度三土相拟。”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版，29页。►[2]Lang,G.inEastAsianCulturalandHistoricalPerspectives(edsTötösydeZepetnek,S.&Jay,J.W.)71-96(Univ.AlbertaPress,Edmonton,1997);Lang,G.East-WestDialogue2,16-30(1997).古代东北亚和欧洲的比较►Lang的观点有普适性。►把Lang的观点应用到古代亚洲东北部，可以看出，东亚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其实也与东北亚特殊的地理环境相关，也可据地理条件来解释。►与欧洲比，中国大陆和半岛相连，半岛又正好和列岛隔海相望，周边再无长期互动的文化体系，三者之间在古代形成了典型的大陆-半岛-列岛历史文化联系。日本►相对而言，欧洲国家众多，彼此地理隔阻的距离却是有限的，彼此互动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尽管英国据三岛，西班牙和意大利处半岛，但均与欧洲大陆国家关系密切。►在欧洲国家之间，若用大陆文化、半岛文化和列岛文化的概念来描述法德、意大利和西班牙及英国间的文化差别，反而无多大意义。►从文化层面看，欧洲主要国家建立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基础上，文化虽多元，基础均依托罗马遗产，宗教统于基督教，因而有同质性。►与之相比，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各有独特的历史文化源头和相应民族主体。半岛和列岛在发展过程中从大陆接受了汉字，但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源于大陆的儒学和从印度东传的佛教，不同程度渗透这三种文化体系，但在三种文化体系中起过不同作用。►另外，欧洲各国由于地理隔阻有限，其现代化也有顺序相关性[1]。中国古代大陆的制度文化和科技文化曾长期影响半岛和列岛，但西势东渐过程中，大陆、半岛和列岛在学习西方制度文化和科技文化方面却有反差。►[1]西方现代化的顺序：先是意大利半岛文艺复兴，随之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扩张，后为英国产业革命，再为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法德的工业化，最后是工业革命向美国及东方的扩展。►总之，与欧洲相比，古代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三个文化体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条件相关性较强。►简要描述这三个文化体系与地理相关的特点，可将其分别称为大陆文明、半岛文明和列岛文明。大陆文明与儒文化►从历史看，中国文明的中心先在黄河流域形成。从夏商周到汉唐主要围绕东西轴线扩展运行，宋元明清主要围绕南北轴线扩展运行。►从内容看，中国文明起点是华夏农业文明，后不断融合了以北方游牧文化为主的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因此，中国文明是以中原农业文化为主体、以周边游牧文化为主的其他文化为连体的复杂文化体系。►从规模看，古代中国文明是东亚最大的大陆文化体系。►从地理看，东亚大陆地域辽阔，大河大江贯穿的流域西高东低，无险可据；中原和北方草原之间虽有产业界限，却无隔阻农耕和游牧的天然屏障。这是形成多民族融合的中国文明的地理条件。►另外，大陆中原地区自然条件不算优越，刺激了古代技术发展。随技术、文化的提升和人口增加，以中原为核心的农业文明自发向周边扩展。►长江下游虽称天堑，但与上游的联系及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削弱了地理隔阻作用。►在北方长城一线，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毗连发展，在一定历史时刻向中原突进。就发展总势而言，古代中国文明是中原势力向周边扩散和周边势力向中原凝聚两种态势合成的结果。►在这种特殊地理环境中，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治势力多次参与改朝换代过程，因而中国大陆古代文明的政治文化有多民族成份。二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相比，中国大陆改朝换代频率较高。其原因在北方地域相对开放，有亚洲腹地最广阔的草原和众多游牧民族，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在中国北方不断交融。万里长城是大陆文明中这种地理-政治-文化关系的痕迹。这一点与日本列岛尤其不同。列岛有海洋的天然界限，在历史上与外部民族和文化的交融很不明显。►大陆广地域、多民族参与的包括多次改朝换代在内的文化交融，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影响是深刻的。►历史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方面采用郡县制、一方面筑长城，这反映了大陆文明的基本问题。后来郡县制基本上被各朝所继承，长城作为中国政治的地理和民族界限则经常被突破，中国在广地域、多民族的反复融合中形成了典型的大陆文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是靠文化，而是靠“武化”。但“武化”的结果也是“文化”的融合。故而，中国的汉族是多民族融和的结果，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与“武化”的冲突与交融。►今日中华民族有汉族等五十六个民族。与之相比，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情况则极为不同。►由于地域广阔，以及主体文化在多民族融合中持续不竭，大陆文明在长期发展中也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理念。“中国”的称谓最初只是表示农业社会的中心城池，后来随文明规模在大陆扩展，转变成一种国家意识，其中包含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文化定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古代东亚大陆的地理条件决定的。►比较而言，欧洲的地理环境完全不同于中国，在欧洲古代文明中反而没有“欧洲中心”观念。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埃及和中东始终有充分的关注。中世纪欧洲对东方的向往还导致了环球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大陆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儒学►孔孟创立的儒学最初是地域性文化，即齐鲁文化。但儒学创始人重述了古代文明的价值，以士人身份创新周礼文化，构建了系统的价值和伦理学说。或者说，儒学体现春秋战国时代齐鲁士人阶层的“道德理想”和“王道政治”理念。它非权势人物的思想，但有浓烈的政治文化取向。儒学的“天命”、“仁政”、“德治”理念有广义的文化解释力，与大陆文明中的天下理念相通。从现代政治学角度看，儒学反暴政，反独裁，但不反对专制[1]，则可被大陆文明中的皇权制度接受为主流意识形态。►[1]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77页。►在中国，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从伦理文化角度给皇朝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说明。这等于给以“霸道”方式得天下的政治做文化整容，使之在“治天下”方面有“王道”形象。►儒学作为一种“圣王之道”的文化理想，也赋予后世儒家“道高于君”的理念，成为良臣直言谏诤、“格君心之非”的道德基础和勇气来源。这使某些后世儒者在皇权面前保持了文化的自尊，也使中国传统政治显示了浓烈的伦理色彩。►但大陆特殊地理环境决定的多民族政治势力多次改朝换代，使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随之多次转换政治坐标。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多与中原文化同化[1]，此时儒学明显作为政治统治的文化工具，其“价值理想”的功能相对削弱。►[1]元代蒙古统治者保持了较多草原文化特色，没有完全和中原文化融为一体。但融合的程度仍然很高。►具体看，汉、宋、明三个汉族皇朝时经学和理学繁荣，都对儒学做了较多补充完善。►隋唐统治阶层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体，唐朝皇帝以老子为宗，在儒释道三教中把道教排在第一，却以儒学开科取仕。对儒学而言，这是重用轻崇。►蒙古族统治的元朝和满族统治的清朝，统治者分别信奉喇嘛教或佛教。元朝人分四等[1]，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中儒学的王道理想失色。►清朝改发易服，令华夏斯文扫地；清朝皇帝虽比明朝皇帝勤政，但文字狱范围却有所扩大[2]。►另外，元清两代还存在文天祥和刘秉忠[3]、顾亭林和李光地之间的文化矛盾[4]。儒文化在元清两朝虽为科举内容[5]，实流为政治文化工具，其理论发展受政治挤压，自由度很小。►[1]蒙古人一等，色目人二等，北方人三等，南方人四等。这是按照政治标准划分的。►[2]朱明王朝也有文字狱，但内容主要涉及皇帝本人及明朝政治。清朝文字狱则进一步涉及到民族关系，更为严酷，压缩了儒者思想的空间。此时一批儒者转向考据。考据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西学的实证方法。从学术逻辑上看，考据有可能诱发中国传统学术的嬗变，但文字狱威胁反过来又否定这种可能性。►[3]文天祥在南宋被元灭亡后不降。刘秉忠（1216-1274，金国著名学者）与赵壁、姚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