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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传播史主要人物黄远生民国初年出现的名记者中最杰出的代表，戈公振称之为“报界奇才”，与刘少少、徐彬彬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他的记者生涯是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开始的。后又编辑过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杂志，最出名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驻北京特约记者，为其撰写北京通讯，大手读者欢迎。黄远生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有：第一，在新闻业务上，黄远生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黄远生的新闻通讯的特点表现在：（1）题材重大，内容翔实。黄远生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他的新闻通讯所报道的大都是重大政治新闻，或是人们欲知而不得知的内幕新闻。（2）分析深刻，见解独到。黄远生在进行新闻通讯的写作上，对新闻背景、事件内幕的挖掘与分析，常入木三分。（3）文笔生动，亦庄亦谐。他的通讯大多涉及政坛人士，对他们的描绘生动形象，于诙谐中透出犀利。第二，在新闻理念方面，他提倡：（1）报纸应“主持公理，指斥时弊”。（2）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3）记者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和基本功的训练，做到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他本人正是实践这四能的模范。在政治上，他的基本态度是拥袁反孙的，尽管他曾宣布脱离一切政党而独立，也曾对袁世凯的黑暗统治进行过无情的揭露，但始终得不到国名党人的谅解。后为摆脱袁世凯的纠缠，1915年避往上海，12月到达旧金山不久被枪杀。他死后，其友人将他的文集收集整理，出版了《远生遗嘱》，是中国第一部通讯集。邵飘萍民国初年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以善于采访著称，常能访到独家新闻，在新闻工作中，广泛交游，随机应变，掌握心理，把握战机，都是他获得独家新闻的重要技巧和手段。1902入浙江高等学堂，曾任《申报》特约通讯员，1912年在杭州与著名报人杭新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任主编，因不时抨击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和卖国罪行，1914年报纸被查封，邵被捕，经营救出狱后逃亡日本，入日本法政学院，并组织东京通讯社。1915年底，返回上海，应邀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笔，抨击袁世凯称帝，袁倒台后，邵接受《申报》聘请，担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负责撰写“北京特别通讯”。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独立办报生涯。1919年因触怒段祺瑞政府，报纸被查封，邵再次流亡日本，应聘为《朝日新闻》工作，1920年下半年段下台，邵回北京恢复《京报》。张季鸾我国著名报刊政论家，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并任《夏声》杂志编辑，开始走上“言论救国“的道路。1910年担任上海《民立报》记者，最先披露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而被捕入狱。1916年任《新闻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并在1916年至1924年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1918年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卖国借款的消息再次入狱。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出任副总经理兼编辑，并在此期间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在办报实践中标榜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胡政之民国初年著名记者，1907年自费留学日本，回国后应聘任上海《大共和报》翻译、主笔、编辑，1915年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受聘为该报经理兼总编辑，曾亲自采访段祺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1918年欧战结束后，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该会的唯一中国记者。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在天津任新记公司《大公报》经理兼副总编辑，成为报界名人。史量才史量才（1880—1934年），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作为上海的报业大王，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和政权的嬗变，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动军阀和流氓政客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真实。对政治感到十分的失望，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向新闻事业，试图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监督当局，激浊扬清。1912年，史量才与张闳、应德謇、赵凤昌等合资，以12万元购买了《申报》。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出任总经理。为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受掣肘，1916年，他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为了改变《申报》经营欠佳的局面，史量才赢得了江浙资产阶级资金上的投入，同时起用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对《申报》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开拓广告业务，从而大大增加了报纸收入和社会影响。他以卓尔非凡的经商头脑分析市场行情，适时屯积廉价纸张，以降低成本。更主要的是，史量才关注社会热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邹韬奋邹韬奋原名思润，笔名韬奋，江西余江人，我国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1）他一生主办过“六刊一报”。《生活》《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全民抗战》。（2）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对中国进步新闻文化事业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3）在流亡国外的两年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撰写了海外见闻通讯，后集成《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两本通讯报告集。读者赞其为“充满与力的新游记”。邹韬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长达二十多年，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在实践中积累了深刻的办报思想和丰富的办报经验，特别是主编《生活》时的一系列论述，构成一套完整的报刊思想。邹韬奋1944年病逝，毛泽东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的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人的地方。”邹韬奋报刊思想：1，报刊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应该成为实现民族解放、大众解放大目标的工具。2，报刊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真诚地为读者服务。3，办报刊要有创造精神，形成报刊的个性或特色。4，文风要“明显畅快”。5，重视经营管理和社会信用，处理好商业性新闻与广告的关系。6，新闻工作者应“视事业如生命”，有高尚的人格和真才实学。邹韬奋认为理想编辑的四个条件：1、大公无私2、敏锐的观察和卓越的见识3、文字畅达4、至少精通一种外语范长江一、范长江的新闻实践范长江是我国著名记者。1933年下半年起，开始向平津报纸投写新闻稿件。1934年底，首次用“长江”笔名在《北平晨报》署名发稿，并担任该报特约评论员。这是他从事新闻生涯的起点。1935年5月，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开始西北之行。1936年出版《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第一次真实、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和影响。同年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统区引起很大轰动。《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国名党的腐败、黑暗与各族人民的痛苦生活，是范长江成为名记者的代表作。1938年范长江发动创办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后又与胡愈之在长沙创办国际新闻社。1939年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的民主进步记者成为一名自觉为民族和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他的通讯作品，以纪实的方式，谈古论今，既有大量的历史、地理、人文与自然知识，更透露了重大的政治信息，笔触生动而有感情，为我国新闻通讯写作提供了新经验和新样本，在我国新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二、范长江的新闻思想（1）认为报纸是有阶级性的，追求政治民主、新闻自由（2）坚持服务大众的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报方针（3）在写作上尊重事实，强调新闻要真实、客观。“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事实”（4）认为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优秀的作风和素养。1941年10月他在《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为新闻记者提出几个要求：正确而坚定的政治态度、操守和知识。斯诺与《红星照耀中国》一、斯诺埃德加.帕克斯.斯诺，美国新闻记者、作家，1928年来到中国，在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任职，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1933年到1935年，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同时兼任美国《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积极支持“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多家报纸发表他的陕北报道。1937年10月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公开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及领导人的情况。1937年底，同艾黎等人在上海发起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1941年1月斯诺从香港向美国发稿报道皖南事变真相，2月被国民党取消记者特权，被迫回到美国。二、《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由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帕克斯.斯诺所著。他与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往延安先后访问了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人，并根据毛泽东向他介绍的统一战线政策及自身经历，写成一组通讯，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首先在上海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1937年10月，英国兰戈兹公司出版了斯诺撰写的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出版，中文版改名为《西行漫记》该书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中共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形成。斯诺以其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力，求真务实的采访作风，生动个性的文笔，开启了“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戈公振与《中国报学史》一、戈公振中国著名记者、新闻学家。1913年入上海《时报》工作，后晋升到总编辑。他在致力于报业改革的同时，他还从事新闻教育与研究，发起组织上海报学社，他曾应聘在上海国民大学讲授报学史，后将讲稿整理成书，即《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出版。此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史，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曾多次重印、再版，并出有日文版。二、《中国报学史》《中国报学史》是我国现代著名报刊史学家，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戈公振先生所著。该书首次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对后世新闻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首先阐述了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本书的编辑方法。然后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内容详实，多为第一手资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中国报学史》全书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典范。此外，本书还于20世纪40年代传入日本。主要报刊与通讯社京报京报最初用来泛指发自京都的各项文书邸报，具有半官方的性质。清代中叶以后也用来称官报。民间报房所出报纸也通称京报，又称“报房京报”和“黄皮京报”。它是一种与近代报纸最为接近的古代新闻传播工具，也是中国古代报纸的最完备形式。主要是由北京的民营报房定期印刷出版、公开销售于民间的，以盈利为目的报纸。其发端于明末，盛于清代。京报内容来自邸抄，主要包括宫门抄、皇帝谕旨和臣僚奏章。特点：1)没有官报之名的报纸2)是邸报的翻版3)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和言论，没有标点和标题4)一方面它是继承邸报的余绪，在官吏中发行，含有内参性质；一方面，它是在民间销售，具有大众传播工具的商品特征京报对中国古代报纸向近代报纸过渡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它不能自行采写新闻和发表言论，与邸报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不能列入近代报纸。《万国公报》《万国公报》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由外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刊于上海并主编，起初完全是一份宗教性刊物。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宗教内容只剩下很小一部分，而占主要篇幅的是中外新闻、西学知识、商业信息，并增设了论说，变成综合性杂志。读者也从教会扩大到官员、士大夫、商人等各界人士。1833年停刊。1899年复刊。复刊后明确把“开放”中国上层人士的思想作为主要任务。复刊后的内容：（1）大量发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新闻和评论。（2）大量介绍西学知识。（3）当维新思潮兴起时，大谈变法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