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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政治思想史概论复习题辨析题（说明理由）：1，汤武革命的道德合理性在于“为匹夫匹妇复仇”，而非争夺王位。答：对。顾炎武主张：应允许庶人议政，在“亡天下”时还允许“汤武革命”，而“汤武革命”的意义在于“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其思想主张中充满强烈的反清复明意识和民族观念。2，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本质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民主思想。答：民本思想也即人本思想，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它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但中国民本思想，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发展。中国民本思想立足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强调人对宗教和国家的义务，强调人对国君的效忠，强调人的社会价值较之于人的个体价值更重要。古代民本思想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一是：由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决定的。中国古代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大部分民众以种植业为主要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种植业在人们生活和国家治乱兴衰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因而才有了“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可见“民”的地位重要。中国文化扎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土壤，这自然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二是由对历代王朝兴盛衰亡规律考察可以看到，民心向背是关键因素。古人常言“水可载舟，水亦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对君主和国家而言，企求长治久安不能不强调“民为邦本”，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强调“民贵君轻”，人民是第一位的治国思想，是为了警示自己天下得失取决于民心向背，告诫统治者善待人民，否则会被人民所推翻。3，弃绝仁义，反朴归真是道家学说的基本主张。对。道道法然、无为而治是道家学说的基本主张。弃绝仁义，反朴归真4，在庄子看来，社会之所以变得道德沦丧、纷纷扰扰，主要是圣人治理天下的结果。对：庄子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其实这句话，前者并不是后者的条件。其实就是圣人和大盗，是共同存在。二者互衬托而已。有圣人必定会有大盗，有大盗也必定会有圣人。真正的太平之世事不可能有圣人存在的，圣人的标榜是因有大盗。人人皆仁善的世界，如果还有圣人，那么圣人的标准又是什么？所以圣人大盗这个命题是活的。5，儒家的“爱”与墨家的“爱”没有太大区别，基本一致。错：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换句话说，在爱人的问题上，墨家强调同等，儒家强调差等。6，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答：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曾与秦国大臣李斯同学于苟况门下。多次上书韩王，主张变法图强，但未被采纳。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著书立说。其著作传到秦国，得到秦王赢政(后来的秦始皇)的赞赏。后来出使秦国，被李斯及姚贾陷害下狱，被迫服毒自杀。传世著作为《韩非子》。韩非是秦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_『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力、威势及一整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其地位。韩非还继承了苟子的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本。《韩非子》义叫《韩子》，是韩非的著作集。该书在韩非生前即已流传。全书55篇，其中著名篇章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解老》、《喻老》等。除阐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制理沦外，《韩非子》还反映了韩非的其他思想观点。《解老》、《喻老》两篇，用法家的观点解释《老子》，集巾表述了韩非的哲学观点；《五蠹》把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显学》则记述了先秦儒、墨显学分化斗争的情况。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7，中国传统中的“法”主要是刑法，用于制裁人民；现代意义上的“法”主要指的是社会正义，用于维护公民的基本人权。-2-错。中国传统中的“法”，商鞅、韩非子都强调，法律的统治对象是民众，君王至上。现代意义的“法”强调法律面前人都是平等的。8，汉儒探索的“天人之际”主要是指天命与人事之间的感应问题。对：董仲舒认为：天人同构，所有能够感应。而“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渐鱼者”（《为天之为》）。是儒家的一个重要观点9，名教的基本内容是儒家所谓的纲常伦理和政治等级制度。错：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是从理论上为封建政治和道德说教作哲学论证,为巩固曹魏政权服务。尊崇的是老子的自然之道。10，刑和赏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为的治国利器。错：是一种激励思想。诸葛亮赏以兴功，罚以禁奸，治国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德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11.“沙门不敬王者”论表明了佛教对待现世王权的态度。正确，这是中国东晋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的重要佛教哲学论文。成帝咸康六年（340）车骑将军庾冰指斥佛教僧侣蔑弃忠孝，遗礼废敬，伤治害政，提出沙门（僧人）应礼敬王者。安帝元兴（402～404）年间，太尉桓玄又欲令沙门一律对王者尽敬，致书慧远，征询意见。慧远及时作答，提出异议，并撰《沙门不敬王者论》5篇：《在家》、《出家》、《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和《形尽神不灭》。慧远认为在家信奉佛法的佛教徒应遵循礼法名教，敬君奉亲，服从教化。出家修行的沙门则有所不同，应高尚其事，不以世法为准则，不敬王侯，以破除世俗的愚暗，超脱贪著的妄惑，从而化导世俗，“协契皇极，在宥生民”。佛法与名教只是理论形式和实践方法的不同，根本宗旨是相通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论文针对神灭论者的批评，提出佛教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冥神绝境”，与世俗处于生死流转的情况相反，断绝生死，无境可对，使“神”达到一种不可知的超然境界。论文认为“神”非借助于形而成，它是“精极而为灵者”，“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因而也不能以语言表达。神和形虽各殊异，而相与为化则浑为一体；形是桎梏，神却有冥中转移的妙用，可以从某一形体相迭转附另一形体，有如火之可以由此薪传于异薪一般。薪有尽而火不息，形有尽而神不灭。以此说明精神、灵魂是因果报应的承受者、超脱生死而成佛的主体。全文竭力调和佛教与儒家礼教的矛盾，反对无神论，显示出中国佛教思想的鲜明特色，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文献。12，宋明理学的“天理”就是儒家那一套道德准则。错误，天理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法门；儒家把天理看作本然之性；亦指自然的法则；犹言天道。《庄子。天运》：“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南朝梁江淹《知己赋》：“谈天理之开基，辩人道之始终。”等。儒家把天理看作本然之性。宋明理学将“天理”引申为“天理之性”，是“仁、义、礼、智”的总和，即封建的伦理纲常。他们还把“天理”与“人欲”相对立，成为一种禁欲主义的压抑人性的主张。在明、清时，受到李贽、戴震等进步思想家的有力批判。《礼记.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处，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惑人无穷......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孔颖达疏：“理，性也，是天之所生本性灭绝矣。”13，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彻底清算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错误，《明夷待访录》计有论文21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14，宋明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了工商亦是国计民生的根本。错误，宋明时期因为生产力促进作用，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少当时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了工商业的重要性，但是，当时的主要经济形式仍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工商业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很少一部分，并且封建王权的存在需要将人民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工商业的发展势必造成大量流动人口，不利于封建王权的统治，宋明时期的思想家大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本来就具有重农轻商的内涵，所以当时的思想家可能认识到工商亦是国计民生的根本。15，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有排满、反封和反帝三重义蕴。正确，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3-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16，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在于它没有摧毁封建主义政治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正确，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17，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批判和摧毁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纲常名教，为民主共和的政治文化新起点。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