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认定的民族基诺族

1中国最后认定的民族——基诺族杜玉亭徐何珊目录第一章前言第二章基诺人识别与此由来的漫漫科研路第三章神人合一的创世神鼓信仰体制第四章非凡的人生关节礼仪第五章爱情文化奇葩第六章热带山林生态经济之光2中国最后认定的民族——基诺族第一章前言基诺是旧称“攸乐”的汉文音译异字，意为尊崇舅舅的民族，共有20899人1，其中1.1万人聚居于西双版纳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基诺乡面积622平方公里，被热带季雨林与热带阔叶林覆盖，其中动物类数以百计，植物类数以千计，8万多亩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宝贵的热带动植物基因库。基诺山因基诺人居住而得名，其村名也是基诺古语，人文资源证明：基诺山是基诺族的发祥地，基诺族是基诺山的开发者。攸乐山即基诺山居普洱茶六大茶山之首，但基诺族更具有前普洱茶的悠久历史，创造了原始茶文化系列。清朝、民国中央政府与傣族土司曾间接统治基诺山。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建立基诺山生产文化站，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后几经变革，1988年改建基诺山基诺民族乡。“阿嫫肖贝”即创世母亲是基诺口碑史的主题，是她创造了天地万物，但万物会讲话，争吵不休，于是创世母亲用洪水淹没大地以再造人类。为了保护人种，她精心再造了一棵不会说话的大树，取其一段后挖空树心，让一对人种进入再封住两端，随水漂流。这神奇木鼓在基诺山停住，最终繁衍了人类。这一美妙神话在世界性洪水故事与再造人类的创世纪中别具一格，但在基诺人心中，她却是神圣的人祖信仰。基诺山寨整木制牛皮木鼓名为“司土”，被尊为创世女祖的遗产2，专置于卓巴即山寨寨长家，是主宰山村生灵的至上神，卓巴也就因此而被赋予了神性权威。在卓巴祭鼓仪式中鼓声响起，即为新年伊始，头戴披风帽、身穿合缝开口筒裙的妇女与盛装男子们，齐集卓巴家歌舞狂欢，人文内涵丰富，现已被法定为基诺民族的特懋克节。一年中有多项农祭仪式，皆为卓巴指挥山地农业的人文方式。家长、寨长、巫师、祭司都是男性，女子出嫁与父子联名，说明基诺社会是父系制，但女人当家是竹楼主人且有神圣离婚权等习俗则是母系制特色，局部村社氏族内婚现象的存在又是血缘公社的遗迹，这种社会发展中曾有多次历史1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2基诺长老们认为：时下称“司土”为“太阳鼓”违背基诺文化传统，应当改正。3跳跃却步步都未到位的现象，是基诺族原生热带山林文化的一大特点。1950年代中基诺族尚处于原生农村公社时代，村寨是地缘组织，土地公有，小部份私有。已使用铁器，但弓、弩与竹木工具仍在使用。传统经济以山地农业为主，实行13年分片轮作制，加上40多旱谷品种的优选，马鹿、野牛等众多野兽的猎获，人们生活虽艰苦简陋却也与大自然保持了和谐共生。有男狩猎、竹编和女采集、纺织的社会分工，因成年礼后男女婚恋自由，两性社会地位基本平等。1956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橡胶、砂仁、茶叶等经济作物的发展逐步适应了市场经济，使基诺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经济收入大幅提高，现代家电、交通工具、农业机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昔日刻竹纪事，有米、盐、鸡等七种竹刻纪录村民贡纳，专人刻毕从中划开，左半片有洞用绳串起归公，右半片归贡纳人，年终结算，准确无误，似古国符节之原形。1956年创办小学，无文字的基诺人开始入学读书，各族老师尽心教学，多年来因地制宜兴办小学和初中，培养了利国利民的实用人才。音乐离不开七声音阶，可七音阶起源事一直是世界音乐史学的难题，而基诺七音竹筒乐正好提供了一种有形的答案：猎得麂子以上野兽的猎手们速选一根大竹，依传统工艺制作一套七音竹筒3，即刻按例奏出不同的曲调；此七音竹筒虽不等于现代七声音阶，却正是人类音乐发生学上罕见的一种原生态。更为难得的是，猎手演奏七音竹筒是感谢主宰野兽的神女，且有与神女相爱的寓意，具有深奥的文化内涵。热带丛林中的基诺山村自成一体，其歌曲也自有特色，故音乐人采风中竟获得不同曲调三百。文字史前基诺族人人能歌，节庆时的歌声常通宵达旦，恋爱中的男女更以情歌开道，这都源于其悠久的歌唱文化：婴幼儿时听摇篮曲，童少年时唱儿歌，成年礼后唱情歌，婚后唱礼俗歌，寨老祭司唱神性长歌，如此世代口耳相传，歌唱就成为了天赋人权。当聆听长老们《“巫师”4神女》5的吟唱时，会令人想起屈原《离骚》中的神女恋，而《“祭司”6神女》的低吟可以忆起曹植的《洛神赋》。基诺族1979年被国家确认为单一民族，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第56个成员，至今正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同时也在关心3为猎得麂子制作的竹筒叫‘奇科’，马鹿的竹筒较粗大叫“布谷”，野牛被视为兽中之灵猎得后要制作两套竹筒同时演奏。4诺族巫师是农村公社社员中职责有限的兼差，与文明时代的巫师不同，特加引号相区别。5《巫师神女》与下之《祭司神女》是基诺巫师、祭司与神女爱情的神性长歌。6基诺族祭司是农衬公社社员中的兼职，与文明代时的专职祭司不同，特加以引号相区别。4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传承，续写着新的历史篇章。第二章基诺人民族识别与由此而来的漫漫科研路一、基诺人民族识别的历史机缘1958年11月，我（此后的我、本人或笔者皆为作者一，谨注）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以下简称云南组）的派遣，识别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的基诺人。行前，云南组领导侯方岳所长谆谆告诫：“多民族的云南存在多种社会形态，独有彝族存在奴隶制与农奴制，如果彝语支存在原始公社的基诺人属于彝族，一个民族中就存在着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这就会使正在编写的《彝族简史》（以下简称《彝史》）内容大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这对中央某领导指示的“写一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续编’，大有好处”。此时正值全国性的“大跃进”时期，我的“大跃进”任务就是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的《彝史》，其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论”，即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形态排列在单一轨道，逐一递进，且后者取代前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它也随之成为两大阵营冷战意识形态的焦点，其高度的政治性不言而喻。因基诺人民族识别不仅事关彝族史，更事关中央领导强调的马列经典，深感这一任务的政治意义重大，故刚走出校门的我在受命时，感到责任过大。侯所长则多方鼓励说：“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教授（时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是民族识别的专家，他正在景洪领导编写《傣族简史》，到后多向他请教”。一到景洪我就向林先生求教。林先生认真介绍了民族识别的经验后，特别强调：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是民族识别的基本理论依据。在座的另一位云南组领导方国瑜先生（时为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又从云南史的角度说明了基诺人民族识别的重要性。1958年11月7日我带着领导们的重托，背上行李上了基诺山，以大跃进的精神日夜兼程，在山寨调查了十六天后，带着一份调查资料返回景洪。方、林二5位先生看了这份调查资料，肯定了其内容的丰富，但又明确指出：它在基诺人识别的问题上缺乏倾向性意见，建议进行再次识别。第二次调查的时间是1958年11月至12月，其时正值基诺山的“大炼钢铁”，基诺人中青年在日夜苦干，我为完成任务亦日夜投入，与长老们座谈。最终写了《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攸乐（基诺的音译异字）山的攸乐人》，约3万字，分概况、族源与族别、社改前的社会、社改后的状况、民族关系等5部分，尽管它对领导提出的各种要求皆有关照，但在基诺人民族识别的问题上仍没有一个明确结论。好在领导们认真看了我的调研报告后，表示了理解。但我也因为没有完成这一政治性任务感到不安，终因基诺人与彝族的文化差异太大难以归并，问心无愧而已。首次识别基诺人的无结论，也可谓基诺人的一种机遇，因为在那“政治挂帅”的时代，如果我为了完成领导交给的非凡任务，将基诺人识别为彝族的一个支系写入彝族史，那么，基诺人识别的问题也就由此而终结了。换言之，正是首次识别的无结论，才为基诺人的再识别留下了希望。1958年基诺人首次识别无果后，我立即投入《彝史》的调研与编写，直到1964年4月完成《彝史》的两次内部铅印送审稿后，才回到北京本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紧接着，我被派到贵州和内蒙古进行了近两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5月至1967年2月，我作为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组成员，在坦桑尼亚进行科学考察。之后回国参加中科院民族所的“文化大革命”，1969至1972年下放河南省信阳专区息县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5年因“文革浩劫”我在昆明的家属难以生存，调回了云南。在此运动不断的17年间，即使我的基诺人再识别之梦犹在，其可能性也渺茫了。然而，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又得到了与基诺人结缘的天赐良机。1977年，四川民族研究所李绍明同志发起并邀我参编《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以下简称《奴隶社会》）一书，当为编写此书的四川、北京从事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考古学的近20余位专家来滇时，我发现民族识别的人才具备，迅即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尽力说明基诺人民族识别对编写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进而提出了基诺人再次识别的问题；当即得到绍明等同仁的赞同，并经云南有关方面的支持，将《农奴社会》编写组改为“基诺人民族识别组”。20多位学人进入基诺山田野，对基诺人进行了民族识别，结果一致认定，基诺人具备了单一民族的条件，并决定由我留下写出识别报告，听取基诺公社长老等代表人士意见后上报。该识别报告完成的时间是1977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61979年6月6日国务院发布公告，确认基诺人为我国一个单一少数民族。还需要一说的是，“《奴隶社会》编写组”只是一本集体性学术著作的作者，且它的主体成员多从四川远道而来，怎能与云南权力高层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奴隶社会》编写组”能迅速改为“基诺人民族识别组”，它写的识别报告又能顺利进入国家决策系统呢？而其之所以如此，也与偶然性的机缘有关。其中的关键在于当时云南省的两位高层决策者，其一是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梁文英，他曾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共州委书记，其二是云南省政府副省长马文东，他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们既欢迎四川故旧的来访，又深知《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一书意义非凡，自然也认同基诺人识别的重要性。一旦他们的话语作为指示落实到行政主管机关，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国家确认基诺人为单一民族过程中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基诺族是我国最后确认的一个少数民族，中国的族体构成从此就由55个定格为56个，这无疑是多民族云南对国家的一种历史贡献。但对于中国的民族识别来说，它还有两个绝无仅有：其一，从1958年开始识别到1979年被国家确认，长达21年，且其中的偶然性颇具戏剧性；其二，识别组的成员多，由包括四川、云南、北京多学科的20多位学人参与，这在中国民族识别史中也是唯一的。本节基诺人识别的机缘与学理等也说明，它在中国民族识别史中具有某种典型性。正因为它具有特定时代的历史文献价值，谨将《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作为本章的第二节，呈现给读者。二、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基诺人共有1万余人，聚居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的基诺洛克公社。基诺洛克公社是气候温和、特产丰富的亚热带山区，基诺话称之为基诺洛克，汉语旧译称为攸乐山。基诺人民勤劳勇敢、热爱祖国，与当地其他人民共同开发了祖国西南边疆富饶的基诺山区；他们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曾进行过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解放后，基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越过了几个历史时代，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阶段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7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我们对基诺人的社会历史和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就其民族识别问题报告如下。一、自称、他称和历史传说7基诺人的自称只有一个，就是“基诺”，汉族称基诺人为“攸乐”，清代历史记载中已有攸乐的字样，但这是基诺一名的不准确的音译，并无诬蔑之意。傣族称基诺人为“卡诺”，卡是野蛮之意，是傣族封建领主对基诺人的一种诬称，但“诺”字也是对“基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