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文化管理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文化管理刘东超摘要：文化即人化，文化管理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塑造什么样的人，塑造其什么样的心理人格、价值取向、思想态度。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是文化管理最为宏观的指导思想。在其指导下，可以对当前的文化管理工作提出人本性、先进性、和谐化、系统性和可持续性五个方面的要求和原则。关键词：人化文化管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一个相当广阔的空间和视野中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文化管理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这可以使我们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理解当代文化管理的内涵和意义、本质和特征，理解文化管理工作的宏观原则和价值追求，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的探索例证。一在当代汉语学界，“文化管理”的概念包含着较大的歧义性。有的作者将它理解为“文化事业管理”1，主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研究如何管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的作者将理解为和“科学管理”或“制度管理”或“战略管理”相对的一种管理方式，着眼于企事业在人文价值层面的管理，强调管理中软性要素的价值和人际的和谐2；也有论者将它理解为艺术类事业的管理，比如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化管理系主要针对的是军队艺术工作的管理。从这三种用法可以看出，在当代汉语中文化管理一词既可以理解为对文化（事业、机构）的管理（第一种和第三种），又可以理解为通过文化来管理（第二种）。本文愿在混同的意义上来接受这一概念，或者说兼顾这这两种用法的意义。但是，我们想在更为抽象或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从而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来理解这一学科和这项工作。为此，我们有必要简单讨论“文化”的涵义。如学界所周知，关于文化有多种多样的定义，有人统计达二百多个，还有人说有一万多个。实际上这一定义的数量是无法测算的，考虑到语言的多样性和使用习惯的多样性，考虑到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类同或相关概念的能指和所指漂移，即使在出版物中统计也太过复杂了。不过，在汉语学术著作中所经常出现或引用的三种说法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爱德华泰勒指出文化是“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3梁启超则认为文化是“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的共业”4。前者的出发点是民族学，后者利用的是佛教的知识资源。前者着眼于人类拥有的精神内容，后者着眼于人类精神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果实。第三种说法的表达很多，在此我们认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的表达最为平实：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包涵物态、制度、行为和心态四个层面5。将这三种说法综合起来，可以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来表达，即“文化是人化”1，但1比如在孙萍主编的作为高等学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主干课程教材的《文化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会，2011年第2版）一书中，直接论述的内容就是文化事业管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将“文化管理”和“文化事业管理”等同。2参阅张鹏、曲德峰《浅析文化管理在地方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以大连大学为例》，载《文化学刊》第2期；高文武、王虎城《从管理思想发展趋势看文化管理与战略管理互补》，载《长安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3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4梁启超《什么是文化》，载《学灯》1922年12月9日。5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至第6页。2是这里强调的是其精神性的呈现。也就是说，在人化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所有财富和成果都属于文化，但是，在一般的当代汉语使用中，人们（学者尤其这样，普通大众也是如此）更愿意或更倾向于在精神层面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这里所谓的人化，指的是人类从动物界超拔出来之后向着更完全意义和更高文明形态的人类前进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涵具以下意义：作为地球生物中的一个族类，人类的本质中内在地包涵着远远超越今天人类的更美更善更高的状态和境界，而这一状态和境界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在文明的意义上，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出现到今天存在的人类仍然深深携带动物的因素和特征，而去掉或改善这些因素和特征的过程就可以称为“人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化并不是仅仅简单在人身体上就可以完成的过程。人体的人化过程必须配合一个复杂的外在世界的人化过程。马克思说：“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2这便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化的论述，他说的是这一过程在人化外在自然（环境）和内在自然（自身）两个层面展开。也正因此，全面的文化成果应该指的是人的生理和心理及物质世界两个领域的变迁的向人的生成。不过，正是因为人的精神（以生理优化为基础）表现得最为鲜明、体现得最为深入和全面，所以绝大多数人自觉不自觉地、经常地以人之精神指代人化全体（这种指代也具有相当的合法性）。文化既人化的真实意义便在于此。如果人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文化当然也可以进行过程性的理解。如果人化是一个历史过程，那么势必表现出阶段性。那么，人们必然要问，今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的文化又处于什么状态和高度？对此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三个社会形态”说的理论来予以大致把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了这种社会权力，那么就需要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里马克思阐发的“三个社会形态”也是人化的三个阶段。张一兵在解读这段话时指出：“马克思这一重要语段中存在着一个前提、一个核心构件和一个目标指向，既人类的生产能力、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现实历史情境中人类个体的真正自由和解放。”4也就是说，人化过程不过就是通过人的生产能力提升使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类人个体都到真正解放。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人化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一个社会形态就是前资本主义阶段，人化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二个社会形态就是资本主义阶段，而第三个阶段无疑指的是共产主义阶段。这样，我们今天的人化阶段明显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过渡的时间段上。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某些成就或者至少是准备性的成就；对于整个地球人类来说，其主体部分尚感处于第二阶段的晚期，这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说法恰好吻合。有必要说明的两点是，第一，毫无疑问，这里并不涉及中外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体比较或群体的人化比较，考虑到人类组成因素的复杂性和不可度量性，任何这类比较都是无意义且招笑的。第二，在人化这一极为抽象的哲学维度上，肯定我们民族成就的真1有关讨论较多，可参阅程达《文化既人化：广义文化本质的探求》，《中国文学研究》（长沙），1995年增刊。2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2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4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614页。3实意义，如果说是在制度设计或政策执行上，毋宁说是在理想的坚持、旗帜的高扬和历史的冲力上。在政治理论层面，在世纪前半叶，这一成就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政治家和学界有过许多阐明，其中最为经典的当然还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报告中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这里胡锦涛同志强调的是这一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社会具体工作的功能，它当然也是在人化这一维度上我们在当前时段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文化管理的指导思想。二在一般的意义上，管理意味着梳理、引导和调控，文化管理自然意味着对文化的梳理、引导和调控。如果文化即是人化，那么文化管理的真正社会意义在于塑造什么样的人，塑造其什么样的心理人格、价值取向、思想态度。其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如何引导人的前进，如何使人展现出自己类本质中潜有的真善美，如何向更高的文明形态和生命形态前进。在当代中国，文化管理的真正指导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其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实现的思想保障。下面我们愿意对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的文化管理的基本理念和宏观原则予以讨论。第一、人本性。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学问，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关于人的学问。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里表达的人本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它既能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要义。它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历史实践的总结。其在文化管理上的指导意义在于给一切文化现象、文化工作、文化体制、文化政策提出了最为根本的一条标准，那就是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和人类的发展。如果不尊重这一条标准，那么，我们的文化管理就会失去意义或产生负面作用。此处所谓人民的利益指的是文化管理要满足人民的广阔文化需求，这些需求既包括思想道德层面，也包括科技文化层面，同时也包括审美艺术层面；所谓人类发展指的是我们的文化管理要着眼于历史规律和历史前进方向，着眼一人类具有战略意义和族类意义的长远思考。应该说，这里的人民利益和人类发展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人民利益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尊重人的所有文化需要，因为其中当然可能包含着不合理、不科举、不健康、不积极的成分，这也就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低谷文化现象和腐败文化现象泛滥的根源。对此，一是要予以预防和限制，二是要予以纠正和引导。第二、先进性。先进性指的是在历史潮流、历史规律面前能够先行一步，能够立于前沿或潮头，起到先导、先锋的作用。先进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要求。作为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深刻的先进性，这既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4可以从党的相关思想表述（比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两个部分就表达出这种先进性的要求）看出，还可以从优秀党组织和党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践行看出。先进性体现在当代文化管理上就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1，就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求在文化政策和文化生产中贯注深远的理想、宏扬高尚的情操、渗入敏锐的历史眼光和广袤的宇宙意识，从而顺应社会规律和历史方向。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管理中要体现先进性要求决不意味要搞假大空的形式主义，坦率地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在现实文化实践中所见颇多。它们恰恰是对先进性要求的破坏，其在一般意义上会倒各类文化受众的胃口，甚至可能导致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