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交哲学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美建交的背景：70年代初，美国在同苏联的争霸中转入战略防御。为了扭转同苏联争霸的不利局面，美国提出了“尼克松主义”，转而同中国改善关系。中国为了抵抗苏联的压力，也需改善同美国的关系。）1.中国的外交哲学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国外交深受“仁”、“礼”、“中庸”思想等的影响，并以“和而不同”为主要体现。宗教意识淡薄的非宗教文化和文明让中国并不谋求把它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平、中庸哲学观念也长期影响中国的外交活动，力求稳定与讲求秩序的保守性致使中国不会扮演一种颠覆性的力量，而会选择一种温和的、主动纳入现有国际体系的“融入”国际战略。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致使中国人长于在国际日程的远景目标上提出无可指责、面面俱到的构想，而不太考虑如何在制度层面予以落实。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即首先判断其性质而非对过程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其长处在于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逻辑、实证方法，得出的结论易受情绪、意识形态等主观性因素影响。道德本位的政治权力意识则使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形成自律性和体现理想主义风格。在全球化逐步加深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且战略思想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中国外交哲学随之出现嬗变，一种强调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重（以韬光养晦为哲学原则、以有所作为为实践原则）、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相协调、更加关注国际形象的成熟外交哲学正在形成。2.近代帝国主义的恶行对中国造成了深痛的灾难，致使中国自独立以来一直坚定“帝国主义”必须对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受的苦难承担责任的思想，使中国在外交上产生“受害者”心态和“防御性”心理；经历近代长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对涉及国家主权、尊严的外交问题相当敏感，非常重视“独立自主”；同时这也使中国的国际立场经常选择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强调共同遭受外来压迫的历史；也使中国传统外交朝大国要有大外交的方向转变。3.1971年双方以乒乓外交拉开了两国建交的序幕。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开始实质意义上的双边关系。1986年十一月，美国太平洋舰队访问中国青岛，中美双边关系有政治、经济领域向军事领域延伸。2005年八月，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双边关系向战略高度发展。2009年美国信任总统奥巴马上任不久，新任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中国，以密切同中国的联系。此举外界普遍认为是中美关系新发展阶段到来的前奏。但是最近的美韩黄海演习又将中美关系推向一个紧张的时期。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双方的合作还是会更加密切的。双方存在共同协商与合作的广泛领域，要继续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会不可避免的被美方认为侵害美国利益或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最大威胁。这显然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有直接关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以后的一个时期里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将更加凸显。事实上，美国对华的大政策没变，可中国却是在不断的变化着，变得日益强大了，而中国的强大无论以何种方式展现出来，都会不可避免的“侵害”美国利益。但另一个方面，美国和中国的依存度，以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让美国不敢采取过于激烈的措施。中美双边关系的不断想前发展是必然的，争端与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鉴于双方的现实状况和国际的大背景，相当的一段时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冲突。4.处理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总的来说是八个字“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日本国内某些人坚持错误历史观和藐视周边邻国的顽固立场，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邻国政府和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强烈反对。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发生摩擦的责任在日本方面，无论是修改历史教科书，还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及右派政治家频频失言等，都是日本方面首先挑起的。但是不能认为日本方面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都在否认侵略历史，只是对变本加厉地篡改历史的少数右翼则需展开坚决的斗争，正如江泽民所指出：“我们一直主张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军国主义分子来负，广大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应同它们和睦相处，发展世代友好。这一既定政策不会变化。”5.能源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石之一,是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有利于中俄之间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有利于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这是建立在政治协调和经济互利基础上的双赢和共赢。加强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促进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稳固两国政治合作。(2)俄可借助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恢复其政治经济声威;我国可实现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3)实现俄罗斯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改善中国能源的进出口状况,同时也可削弱美国的能源霸主地位。在此基础上,两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呈现出政治特色浓厚、实用主义及铁路运输为主等特点。6.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蓬勃发展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惠，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也起到积极作用。当前，国际形势和俄罗斯周边地区形势发生着深刻变化。美国打着“民主、自由”旗号，在世界各地加紧演变和渗透，在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策动“颜色革命”，使独联体几近支离破碎，俄的战略空间再遭挤压。美国的“民主改造”进程仍在继续，最终目的是防止俄的再度崛起。在此情况下，俄对中国的战略倚重明显增强，两国在国际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在联合国问题上，中俄主张充分发挥安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主导作用。6.中俄两国共同面临经济转轨和国家发展的任务，需要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中俄两国共同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需要合作改善各自的地缘政治地位；中俄两国共同面临建立多极化世界的目标，需要协调彼此立场。对目前世界上尚存的“冷战思维”、“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予有力的否定和抨击，有利于世界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促进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另外，中俄两国通过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关系，各自办好自己的事，保持本国的稳定和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推动大项目合作、促进高技术领域合作、规范贸易秩序。7.1、尝试性接受（1949年以前）2.1949—1971年，联合国体系外时期:主要内容：----受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和孤立，中国被长期排斥于联合国体系之外。中国将联合国视为美国的表决机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国少有的与西方国家开展多边外交的场合）----中国主要与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多边外交。1955年的万隆会议；中国是华约和经互会组织的观察员•3.1971—1989，逐步扩大参与的时期:•70年代，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为标志，中国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社会。但主要由于国内原因（极左思想影响、对政府间国际组织缺乏了解、自身实力有限），中国对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参与是有限的（实质性参与较少、没有参加世界三大经济组织）。这一阶段可以看作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预演阶段.•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体现为争取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以及务实精神)，中国对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政策发生迅速变化：----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合作的态度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态度的转变）----注重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通过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获取资金和技术。（1980年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只予不取向有给有取转变。（包括对政府间国际组织和第三世界）多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4.冷战结束以后,全面深入参与的时期:----1989年“六四”事件使中国外交陷入困境，中国正是通过多边外交的努力打破了外交孤立的局面。在中国外交中逐渐形成多边外交与双边外交并重的局面。----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标志中国已参加了所有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2001年诞生了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加强多边外交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因而是中国外交的大趋势。中国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将更加突出。面临的问题：多边合作与维护主权的关系；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如何利用多边外交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二、冷战后中国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关系演变的原因:a.国际体系的变化，冷战的结束；全球化及全球问题的凸显；区域一体化的发展b.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要求中国加强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作；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中国国际实力与影响增强的客观要求。c.对多边外交的新认识和新观念推进了中国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8.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9.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逐渐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企图把中国纳入与美国争霸的轨道，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如1958年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1960年，苏联片面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了243个合同书，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同年，苏联在新疆挑起边境冲突事件，中苏关系恶化。1969年，苏军挑起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边境增兵百万，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开始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并且把苏联做为头号敌人，与苏联霸权主义进行斗争。一、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共同战略利益的弱化二、不同的战略思考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的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差距，原来被共同战略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理论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不可能在论战中弥合，反而越来越大，两党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被动摇。两个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10.新殖民主义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国头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受了大约110年的殖民统治，中华民族在灾难中懂得殖民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苦痛，也深知要同殖民主义做斗争。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之所以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振兴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正当中国与非洲国家努力构建“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互利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之际，一些西方媒体掀起一股企图诋毁中非关系的西方非洲版“中国威胁论”，大肆宣扬所谓的“中国对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等，妄图离间中非友好，破坏中非合作。这些说法既缺乏历史依据，也不符合现实情况，其深层次意图在于阻挠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维护少数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既得利益。”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年来，奉行的是和平发展理念，一贯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洲提供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殊权利，赢得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广泛赞誉。今天，中非之间能够形成全天候的好朋友，真诚合作的好伙伴，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其重要原因是中非双方都懂得殖民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深知同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实践证明，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的理念和实践，与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有着本质区别。面对西方舆论所散布的流言飞语，正在非洲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给予了义正辞严的批驳：“‘新殖民主义’这顶帽子绝对扣不到中国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