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变法

中国近代的变法——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商鞅开始的变法的先河，到现代改革开放带领人们富起来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一个个的变法推动着社会车轮的向前。至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清朝的国门，倾泻的鸦片流毒了无数的醉生梦死的国民，那些有抱负的文人志士就从未放弃过救国救民的理想，直到孙中山的辛亥革民点亮了不一样颜色烟火。今天回头看清代中晚期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从戊戌变法上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间差不多60年，在这60年时间，对清朝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来说，国家的心态和制度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中日甲午之战前，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可是他对洋务的认识仅是大炮和轮船，觉得“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可以打败侵略者。技术只是工具，制度才是根本。可是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他们巨大的冲击。在他们看来日本不过是东亚的小国，经过明治维新竟然一跃而起成为东亚的强国，这就使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潮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稳健派的主张中体西用，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代表；而激进派不但要求变法，还要求全变、快变，以谭嗣同，康有为为代表。现在来看，当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现代性在中国的登场。对清朝来说，至少出现了三样的新的事物：一个是民族国家，清王朝在变法前还是王朝国家。二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入，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快了清王朝的灭亡。最后是近代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罅隙里面，迎来了中国工业的春天；这也为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工人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变法运动。戊戌变法运动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改革比如王安石变法不同，它开启的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在面临现代性的挑战之际，寻求新的思想文化模式和社会政模式的历史。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颁布了“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实行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了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恢复垂帘听政，戊戌变法也就此终结。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宣布了一系列诏书上谕，这些文件包含的变法举措大约有四、五十项，其中最主要的有两项：一是科举考试废除八股取士，改成考策论取士；二是朝廷准备设立一个叫制度局的机构，作为维新变法的中枢机构。变法维新的两源：稳健派与激进派。刚才我们讲到戊戌变法中央朝廷发布诏书上谕有四、五十项变法内容，其中有两项比较重要。而湖南的变法维新在3年之间主要有几项：一是兴办时务学堂，传授各种新学知识，包括西方的宪政知识等在内；二是设立南学会，这表面上是个学会，实际上是巡抚陈宝箴为了提升地方士绅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能力，当成省级议会的雏形来办的；三是兴办实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等；四是整顿和刷新吏治；五是兴办报刊，比如《湘学报》等新式报刊。比如《湘学报》等新式报刊。直至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仍然下了一道诏书，命令湖南巡抚陈宝箴继续推进湖南的变法，诏书里说“凡一切应办事宜，务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这是光绪皇帝在中央的变法失败以后，依然期望湖南的地方变法能够持续，成果能得以保存，但慈禧太后其后依然以“滥保匪人”的罪名将陈氏父子免职，结果湖南的新政变法也因受到康有为的牵连而被终止。康有为策划的中央朝廷变法，最终败在他们介入慈禧与光绪家人母子之间的权力之争上；而稳健派则以为只要能推动变法改革就行，依旧维持原来的统治阶级，反对介入宫廷间的权力之争。康有为依托急于亲政的光绪皇帝，后来竟然铤而走险，意图冒险发动政变。这种政治冒险主义，把变法改革的目标和宫廷里的政变和权力之争结合在一起，那么一旦政治上的冒险失败，必然牵连到变法维新也必然出现倒退。当年荣禄召见康有为，问他国有什么良策。康有为说“非变法不能救中国”。荣禄说如果大臣不赞同变法怎么办？康有为回答说，杀几个像你这样的一二品大员，法即变矣！非常骄横狂妄。他把变法看的太过简单，结果躁动盲进，导致失败。其次，我们看到，变法派的这两源所依托的社会基础不同。康有为心目中只有皇权，他的目标是将中国社会既有的社群打散，让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与皇帝之间建立面对面的联系，由此出发，他主张实行日内瓦那样的小共和国的直接民主。而稳健派主张依托赞同改革维新的地方士绅。在他们主政的湖南，绅权普遍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出于湘抚陈宝箴的提升。稳健派一方面希望得到中央朝廷的支持，同时特别重视通过强化地方绅权，提高士绅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使新政能够获得持续的源源不绝的动力。而在康有为那里，却是以士绅阶层为敌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乱世讨大夫，升平世退诸侯。”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就曾对稳健派和激进派加以比较，指出：“戊戌维新运动在湖南成功，在北京失败；在湖南所以成功，因陈宝箴、黄公度等，都是政治家，资望才学，为旧派所钦重，凡所设施，有条不紊，成绩卓著，反对者虽叫嚣咒骂，而事实俱在，不容抹煞。在北京所以失败，因康有为、梁任公等都是言论家，资望不足，口出大言而无实际，轻举妄动，弱点毕呈。”康有为变法必然失败的原因第一，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与政治改革家，康有为是身兼二职，他同时在两个层面上活动。在现代社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色是互相区分的。如果兼于一身往往会导致角色冲突。第二、在社会层面，康学主张打散既有的社会集群，重建一个由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新社会。这就不但需要政治革命，而且需要社会革命了。第三、康有为不单单是在政治上主张变革，而且还主张变教，即把儒家从一种社会学说变成一种宗教，其本意是通过神学主体的确立来构建人的主体性，采取的是神-人主体论的进路。康有为通过把孔子重新塑造为一个类似犹太教的摩西、基督教的耶稣那样的神，力图把儒学变成一种宗教，他主张在全国成立孔教会，而他自己无疑就是孔教会的大教主。其实，单单是政治改革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事情，但康有为却把它捆绑在自创的公羊学异端上，所以最后不能不归于失败。康有为对西学知识的了解非常有限，1882年他到上海才知道有西学，他不懂得外文，所以他获得西学的知识是通过传教士的译著而得到的。国民党人胡汉民就说，康有为根本就没有研究过政治的学问，就是从传教士那儿知道一言半语，似是而非，一知半解。再一点是他们依托的公羊学的浪漫主义性质，浪漫主义是一种恢诡嗜奇的文化思潮，往往是文人而非政治家特有的属性。辛亥革命的意义传统的意识形态史学，片面强调暴力革命作用。但暴力革命之后又怎么样呢？未见得在社会建制与社会结构上就能取得扎扎实实的进步。高全喜教授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纠正了过去史学的一个偏向，即片面强调暴力革命对社会转型的重要作用，说明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单纯的暴力革命，而是一个可以和英国光荣革命媲美的很少流血的革命。从君主政体到共和政体的转型，也不是暴力革命的结果，而是由于清皇室颁布了“逊位诏书”，把清帝国的权力完整移交给了共和政体的政府。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由一个君主制国家变成了一个共和制国家。康有为变法失败导致的结果，中国的转型走向了一个更加艰难更加惨烈的道路，因为在君主制下实现立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现，而共和政体在中国文化传统里缺乏支撑的要素，不像西方文化里，有希腊的城邦与罗马共和政体的这样的制度遗产。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制模式和文化遗产里，没有多少共和的要素，所以很难得到传统文化的有效支援。20世纪中国的百年振荡与徘徊不是偶然的，因为构建一个共和民主政体的国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段才能完成。从戊戌到辛亥的近代史社会理论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有意识之设计与未曾预料之结果”，就是说由于人的理性有限，政治人物的初始动机与其结果往往相悖。康有为变法的目的是维护君主制，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盲动与文化上的激进，却导致了帝制中国的终结；他反对中国实行共和政体，却在无意中成为开启共和之门的先导。其实就连强悍无情的革命家列宁也说过，革命者原来想进这个门，结果却进了另一个门。社会的秩序结构是许多人的行动与规则系统的互动的产物，而并非主观意图的后果；更不是单个或少数精英人物设计的结果当代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斯考波尔（T.Skocpol），在考察了法国、俄国与中国的革命后认为，革命是发生的（happen），而不是制造的（make）的，社会革命是多种社会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复杂交织的结果，而最终的后果超出了任何单个参与主体的意图。斯考波尔对于革命的分析借鉴了托克维尔的研究成果。托氏之所以比前人高明，就在于他引进了历史社会学的维度。天真的唯理主义者往往认为可以依据简单的理性原则来重构整个政治社会，面对唯理主义的傲慢，托克维尔却认为，政体依然受到每一国家特定经历的制约。尽管同质化的力量通过日益增长的平等和现代思想传播而发生作用，每一国家特定的政治文化仍保留了某种独特的特征。研究当下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离不开从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研究理解，其意义就在于此。帝制中国的终结，共和民主政体在中国的确立，带来一系列新的国家构建的问题，这正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王合奕12190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