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秩序观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秩序观的变化摘要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注定了清王朝的败北与日本的胜利，在此之后，东亚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转向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条约体系，进而成为国际秩序中的重要一极，而这种格局的转变甲午战争是关键点。甲午战争使宗藩朝贡体系彻底的瓦解，东亚各国在表面上处于平等独立的状态，实际上都处在日本以及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之下。在东亚地区，日本则成为东亚新秩序的主导，并通过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以及日俄战争来实践了这一体系。关键词：宗藩朝贡体系甲午战争东亚新秩序近代日本在东亚地区，自中日甲午战争前，古代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核心，以其强大的文化、政治、经济向周边地区显示出巨大的辐射力和磁场力。自从东亚地区开始有了交流以来，就逐渐的形成了一种东亚地区特有的地区区域结构，这种结构即为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最为典型的是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其次是古代中日之间的宗藩外交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一甲午战争前的东亚秩序观1以宗藩朝贡体系为主的东亚秩序“东亚，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及大陆地带，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东南亚区域；从文化上讲，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1在这个地理和经济文化圈内，19世纪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尚未入侵之前，古代的东亚地区，中华帝国一直是唯一强盛的国家。因此周边国家纷纷依附于中华帝国，中国则以册封的形式确立对周边民族的统治。维系这种关系的准则便是实行朝贡制度，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在东北亚宗藩朝贡体系之内，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最为典型，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而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朝贡关系则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与矛盾性的特点，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东亚秩序还是以中国为内核，在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中起到家长、核心的作用。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1997年，第59页。1.1中朝日宗藩关系的变化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对外秩序观表现为中朝两国维持着历史上传统的封建宗藩关系。这种延续了近五百多年的华夷秩序观在1840年清朝的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渐发生改变，自1840年鸦片战争清朝战败以后，此时朝鲜李氏王朝开始密切的关注清朝国内状况。“但是身居宗主国的清王朝“大中华”没有觉醒，“小中华”亦在沉睡之中。李朝晚期政治腐败、党政激烈、内忧外患频频发生”2。在大院君执政之时，国内又发生了1866年的“丙寅洋扰”和1871年的“辛未洋扰”事件，朝鲜成功的赶走了洋人取得胜利。但此时的李氏王朝关心的不是外夷的侵略，而是国内的安定问题，这也就坚定了其闭关锁国的对外世界观。“1875年，日本趁朝鲜政局不稳之机，派军舰闯入朝鲜临海，以武力相要挟，迫使朝鲜政府接受其不平等条约。1876年2月26日，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又称《丙子修好条约》、《朝日修好条约》）。”3这一条约的签订，对传统的宗藩体系来说是一个极大地打击，改变的清朝在东北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地位与作用，严重动摇了稳固的宗藩朝贡体系，出现了中朝关系格局中宗藩体系与近代条约体系并存的局面。在古代，日本很长时期都是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的一员，被称为“东夷”。4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以一个学习者的姿态向中国汲取养分，在宗藩关系上不同于朝鲜，即处在宗藩关系或朝贡关系的边缘化之下。明朝初年，即1403年，明朝与日本正式确立封贡关系，日本进入了中国的封贡体系。直到16世纪之后，倭患大起，日本才又一次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5也就是在此时，发生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继而威胁中原王朝的事件，在对外关系上，日本开始改变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独立创造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势力范围。随后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期，出现了一种“日本式华夷秩序”的大君秩序观6。到德川幕府末期，衍生出了“海外雄飞论”，这也是日本在近代侵略朝鲜的指导理论“征韩论”的渊源。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的对外世界观之所以能发生改变，与西方殖民势力的东进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朝鲜以及琉球等地区作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在近代以前都遵从以2姜龙范、刘子敏等：《清代中朝日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3刘艳、安成日：《试论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宗藩朝贡体系的解体》，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2012年3月。4包彩霞：《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与“东亚共同体”构想》，《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5杨军、张乃和：《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6大君外交体制是指以日本德川幕府将军为中心所构建成的外交体制，使日本在与他国交往中所尊从的一种体制。它的主要构建部分就是日本、朝鲜和琉球。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的对外秩序观。然而1840年清朝与英国发生鸦片战争后，东亚的秩序观开始发生变化，东亚三国都通过变法或改革使自己国家开启近代化，走向强国之路。社会变革前夕的中国和朝鲜社会，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造成倾覆旧的国家体制的形势，封建势力在各种领域里仍占有绝对的优势7。唯独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一跃成为亚洲最强的国家，同时在对外世界观上，也就跨入了近代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秩序观行列之内，并且自明治维新之后改变了传统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东北亚的格局开始出现转型。二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东亚秩序观进入近代以后，各国都在探求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东亚三国也不例外。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率先完成了社会变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当时资本主义国际秩序观的势力下，东亚地区也未能幸免，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观也在经历一种变革，这种变革即是传统的宗藩体系的终结和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的建立。2.1东亚新秩序的形成背景1868年爆发的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建立了近代的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8。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变革，虽然保留了一定的封建残余，具有不彻底性，但总体上使日本成为在“亚洲的欧洲国家”。德川幕府末期，涌现出了一大批锐意改革的思想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佐久间象山，福泽谕吉，吉田松阴，这些人成为后来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并且培养出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等明治元勋。而后，这些人也都为以日本为主的东亚新秩序观做出了一定的规划。日本极力模仿欧美列强的对外扩张和侵略之道路，向清朝东北亚传统体制挑战，并且迅速地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行列。9因此在明治政府的主导下，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为核心的“海外雄飞论”，以及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论，并以此形成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可见，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形成与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和进步思想家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7姜秀玉《近代东亚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变革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年，第69页。8姜秀玉《近代东亚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变革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9杨军、张乃和：《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年，第53页。明治维新后，日本跨入资本主义行列，作为欧美资本主义的跟随者，日本在对外关系和世界秩序观上也不例外。“国际秩序,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秩序”,“国际秩序的建立过程,就是国家追求权力、权利和利益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后，欧美各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时期世界的秩序观表现为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观，其表现为不断地向海外扩张殖民地、倾销产品、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以及开拓市场。在这种秩序观下，清王朝、朝鲜半岛、日本这三个国家的国门都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打开的，从而客观促进了本国近代化的开展。自1853年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后，日本便极力推崇和学习西方的国际秩序观，同时也是日本加入国际秩序观的开始。明治维新后，在福泽谕吉的理论指导下，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文明开化程度作为界定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以武力为改变国家关系的原则的对外世界观。尽管此时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的强国，但由于英国、俄国、德国等列强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相对弱小的日本只能成为当时国际秩序观殖民主义者的一员，并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体系。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日本打破了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确立了自己在东北亚的地位，进而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形成了自己的东亚秩序观。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深深的影响了日本对外秩序观的形成，使日本也加入了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链条，促使日本形成了主导东亚地区的东亚秩序观。近代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形成过程中，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近代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变革中，清政府和朝鲜王朝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了成功。在这一过程中，满清的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鄙视外夷，毅然闭关锁国。其文化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文化上的自我中心意识。第二，贬低西方的文化价值。10这也就顺势造成了与世隔绝且落后于西方社会，虽然清朝末期也有志于改革，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朝鲜王朝则以“小中华”自居，奉行事大主义，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一直与清朝保持着最典型的宗属国的关系，也就表明此时的朝鲜王朝与清朝一样拥有自闭的文化特性。而日本则不同，在隋唐时期主动学习中国，自宋朝后就只有经济上的交往，而到了近代，则主动地学习欧美文化，以改造自己。在这里一个民族所持有的危机意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民族是一个危机意识浓重的民族。11因此他们主动改变自己，脱亚入欧。在学习欧美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的同时，也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价值体系植入日本的对外世界观当中。在欧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影响下，日本也主动参与学习，改10姜秀玉《近代东亚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变革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年，第181-182页。11姜秀玉《近代东亚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变革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变自己在亚洲的地位与身份。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始在“征韩论”的指导下进驻朝鲜半岛。1871年，日本以侵略扩张为目的成功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约》。1872年10月，日本因台湾与琉球居民冲突事件为由入侵台湾失败，但随后与清政府签订极不公正的《北京条约》。1875年日本成功侵略朝鲜，随后签订不平等条约《江华岛条约》。此时的日本在东北亚地区虽然羽翼尚未丰满，但一次次的对外侵略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统治者的野心，直接导致了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民族文化特有的危机意识与对外侵略扩张成功的野心刺激了日本极力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近代东亚秩序观。2.2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内容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极力追随西方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观，成为帝国主义序列的一员，但日本在追随的同时，也在极力构建自己的东亚秩序观。以1894年的甲午战争为转折点，在甲午战争前，东亚地区的秩序观为清政府主导的宗藩朝贡体系，1895年后，清朝战败，传统的宗藩体系被终结，继而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东亚地区的秩序观转型为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下的近代条约体系。此时主导东亚地区的主要列强有日本、英国、俄国、法国、德国等国，但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关系发生重组，日本展露头角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导者。日本的东亚秩序观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本国的认识和发展和对东北亚地区各国的重新评价和实践，二是对其他列强的态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前后，逐步认识到自己本国的发展水平和东北亚各国的状况，因此对自己的对外世界观做出了具体的规划。其一在面对中国、朝鲜半岛、琉球等地区，以“征韩论”、“大陆政策”、“军国主义”“大东亚主义”为思想指导，不断地侵略东亚各国。其实质首先是不断地侵占各国的领土，据为己有，作为自己对外扩张的基础，其次是掠夺殖民地丰富的物质资源，作为其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再次是侵占东亚各国的国内市场，使东亚各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国内经济向畸形发展，最后是对殖民地进行奴化思想教育，贯行“大东亚共荣圈”的皇化思想。在面对东亚地区的其他列强时，1894年爆发甲午中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