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极为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许多学者“扩容”曲解了这一概念的含义，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本文力图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入手，指出国内学术界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出现的偏差，并回答拉美和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由来，国内外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它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2006年出版的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此观点是与事实相符合的，中等收入国家增速既不如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①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有一小节的题目便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AvoidingtheMiddle-incomeTrap），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而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②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复苏强劲，风险上升》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已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量、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劳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完成其国家价值链提升，也无法进入正在快速增长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业和劳务市场。③尽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上述报告中未明确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得出这一结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发展困境。一些外国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解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其真实的含义。例如，秘鲁学者路易斯·阿布加塔斯-马杰鲁夫（LuisAbugattas-Majluf）认为，向技术密集型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活动过渡，是约旦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法。④印度学者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Nehru）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印度尼西亚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⑤日本学者大野健一（KenichiOhno）将产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外资引导下的简单制造业（simplemanufacturing）;在第二阶段，支持性产业（supportingindustries）开始发展，并通过从国外直接购买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形式获得技术；在第三阶段，国内企业掌握了生产高质量产品所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创新和产品设计。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产业发展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的“玻璃天花板”。⑥美国学者爱娃·帕斯（EvaPaus）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很难再拥有低成本商品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尚未在广泛的基础上具备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她指出，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生产结构逐渐向附加值更高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转化。换言之，中等收入国家总是面临这样一种挑战：如何将商品生产导向更加符合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她还认为，中国在技术密集度的高低两端产业都已成为一个国际市场上的“凶猛”竞争者，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因而正在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⑦当然，我们不会同意帕斯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归咎于中国。但从上述外国学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问题和挑战，而仅仅是指在劳动力成本提高后且产业结构缺乏科技创新之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2013年2月16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中写道：“富国自诩拥有最好的技术；穷国自诩拥有最低的工资。此二者，中等收入国家皆不具备。”⑧言下之意，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了一种与高、低收入国家都存在竞争的局面。然而，在国内学术界，“中等收入陷阱”却常常被曲解为以下三种意思：第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发展道路上长期趑趄不前，从而无法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有些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积累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会集中地爆发。除经济增长乏力以外，这些国家还面临着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劳动力转移困难、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金融体系脆弱、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问题。第三，有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失灵，政府无法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挑战和系统性风险，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等等。⑨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⑩该杂志发表的多篇文章认为，拉美国家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综上所述，在国内学术界，许多人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一个“筐”，把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往里装”。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数字游戏”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义未能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了这一陷阱。但有些学者认为，世界银行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2196年美元以上（2009年）的作为高收入经济体，将996～12195美元作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界定范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GNI长期不能达到12196美元，它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11）将一个国家的人均GNI是否达到一定量化指标当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欠妥的。第一，何谓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显然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时间状语，多少年可被视为“长期”，显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而且，“长期”这一表达方法还低估了发展的艰难程度。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大约要经过60年左右。（12）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世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能够脱颖而出的毕竟是少数。很难想象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能在短期内由中等收入国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须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NI在提高时，发达国家的人均GNI也在不断提高，高收入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等收入国家，也就不会有高收入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地位。第二，将人均GNI视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不啻为“数字游戏”。如前所述，2009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NI标线为12196美元；2010年，这一标线上升了80美元，变为12276美元；2011年，这一标线又变为12476美元。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世界银行设定的分界标线是否发生变化，而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另外，世界银行所定高收入标线是动态的，因此，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许会在明年再次跌入这一陷阱。之所以有这样的出出进进，就是因为生搬硬套了世界银行对高收入经济体设定的“门槛”。我们还可提出这样的问题：以2009年为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195美元或12194美元（即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标准线少1美元或2美元），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接近12196美元就算跳出“陷阱”，那么这个“接近”的数字应该是多少？我们甚至还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急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当政者或许会用“做假账”的方法来提高本国或本地区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而且，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NI很容易受汇率因素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的大胆的想象：由于汇率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国家的人均GNI会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或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跌落到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伴随着这样的“跳出”或“跳进”，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可能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如将人均GNI引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或许还能闹出天大的笑话。例如，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GNI因种种原因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该国某天遭遇了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其人均GNI就随之快速上升，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标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次自然灾害居然会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实不可思议。第三，人口大国的人均GNI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例如，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只有经济总量超过16万亿美元才有可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6.5万亿美元，从6.5万亿美元增长到16万亿美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可以断定，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标线必然会“水涨船高”。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三、如何正确理解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内学术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常将拉美作为反面教材。有人认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13）还有人认为，拉美国家“在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时，这些国家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城市化进程过快，贫富不均现象非常严重。而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民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迭起，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14）将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或“典型”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其经济并非长期停滞不前。诚然，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但所谓“停滞不前”的持续时间不足十年。在进入90年代后，拉美经济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以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而且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有些年份甚至接近6%。第二，经济增长缓慢、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等问题，不仅仅是拉美国家的“专利”，而且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也部分存在。第三，在讨论“拉美病”、“拉美化”、“拉美陷阱”和“拉美现象”时，拉美国家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被当作典型的“症状”，在讨论“1000美元门槛”时，这些问题被说成是拉美未能逾越这一“门槛”的论据；（15）讨论拉美现代化道路或拉美的发展时，这些问题被视为其“失败”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