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六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针

《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1《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教案教学目的：通过本专题学习，在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外部环境的基础上，使学员对毛泽东关于国家关系和外交方针的重要论述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主要内容：一、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二、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教学重点：一、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二、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教学时间：2课时专题六：▲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针▲本章主要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二、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革命和建设和世界发展变化息息相关，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发展变化，妥善处理与外界的关系，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外部保证。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冷静观察世界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对外方针，改善了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威望。这些观察世界的方法和具体的对外方针对于现在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一、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客观地判断国际形势是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都十分注重《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2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观察与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指导原则。●（一）在国际关系的区别上建立对外政策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正确认识国际形势的科学方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毛泽东成功地运用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国际关系的区别上建立我们的对外政策。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存在着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的斗争，“这两大势力竖立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结合在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选一卷第四页）这种局面下，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除了站在革命阵营一边外，没有中间道路可走。1935年12月，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我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调整了对外战略。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因此，我们对待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使他们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那些同情帮助中国抗日，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应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毛泽东还指出由于日本要独霸中国，必然加剧它与英美国家的矛盾，我们可能建立一个包括英美在内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而且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还可能使中国哪些亲英美的政治集团在英美政策的影响下走向抗日，这些论述说明，我们可以利用美英来争取和影响国民党中亲英美派实行抗日的政策。这些成为后来我党积极争取英美加入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依据，并且为在抗日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同时，毛泽东还专门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国民党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3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选二卷，764）▲（二）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时，不仅善于进行矛盾分析，而且善于从不断分化、组合的国际政治力量中，揭示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基本力量，形成对外工作的战略思想。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紧张起来，有人认为美苏必战，毛泽东却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他在１９４６年４月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毛选四卷，1184）这种判断，就从根本上澄清了那种由于过高估计帝国主义力量，因而在美将反动派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的错误思想。此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他针对当时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的宣传，指出，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认为要抓住主要矛盾，“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这种思想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4策，开辟了一条广阔的战略道路。５０年代，杜勒斯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遏制战略，毛泽东提出了世界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同英国、法国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国法国，第三种是被压迫民族）进入６０年代，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观察与分析日渐深入。１９６２年１月３日，毛泽东在同安井郁谈话中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从１９６３年起，他又进一步把这四类国家概括成两个中间地带。其中一个是指亚非拉，另一个是指欧洲。后来加入了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日本。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缓和了很多国家的关系，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关系，１９６４年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来同意大利和奥地利等达成了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到了７０年代，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２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外交选）在以往，第三世界仅仅是落后的象征，毛泽东赋予了其新的含义。这种划分标准，已经不再根据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根据他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划线，意义十分重大，成为指导我们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二、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一）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为了从根本上划清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外交的界线，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可《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5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真正站起来。为此他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决策。“另起炉灶”的含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及在华外交机关和人员的合法地位，而要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之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外交文选）随后，周恩来以中国外长的名义把这个宣告送达各国政府。表明我们不承认过去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关系具有继承性。“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基本含义是，要在彻底清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后，再让这些国家的客人进来。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会见米高扬时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这是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作的另一个重大的外交决策。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我们对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同时有步骤地清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方针。那么，什么是“一边倒”？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何会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呢？所谓“一边倒”，是指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6边。其实质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它完全是一条政治路线。它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第一，它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总结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实践也证明了“一边倒”方针的正确。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继续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卷土重来。它极力阻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承认我国，并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随后又公然扩大侵朝战争，威胁中国的安全。当时只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向新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在建国后的三四年中，我国同苏联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及其他各种专项协定和议定书等，共达110多种，而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各种协定，总共才二三十件。由此可见，当时要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得到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同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对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对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和窒息新中国的阴谋，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都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它有助于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长期文化侵略的影响，使不少人对美国的物质文明抱有幻想，期望美国能给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以物质援助。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极力主张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以免得罪美国。明确阐明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正义立场，对于打破一些人对美国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振奋革命斗争精神，是完全必要的。第三，它有助于消除斯大林对中共和政府的偏见。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7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抵制，所以，苏共和斯大林对中共一直是持保留态度的。在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斯大林错误地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并与南斯拉夫中断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后，则对在中国革命中坚持自己独立立场的中共更加特别敏感和警惕。尤其是中共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准备吸收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中国的政府工作，斯大林又怀疑中共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在此情况下，公开表明在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对消除苏共和斯大林的偏见和疑虑，增强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加强友谊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