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的大国政治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的大国政治——兼论印度与中国安全合作的战略互补意义张文木来源：《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3期摘要：本文提出如下观点：1.资源是地缘政治及其制权理论演绎的逻辑原点；2.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3.现代世界地缘政治是一个体系，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则是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4.“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本文认为：位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对印度的国家安全产生了更大压力，因此，印度未来安全依赖于中国的发展，而印度扩大在印度洋的作用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关键词：地缘政治；大国政治；印度洋；国家安全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049(2010)03-0038-13作者简介：张文木(1957—)，男，陕西西安人，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印度和中国是在亚洲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从而也是对世界政治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每当历史出现重大变动从而世界秩序发生重组的时候，印度和中国合作的话题都由对时代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提了出来。“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寄希望于印度、中国等呼应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1]1988年，也就在世界秩序将因苏联解体发生重组的前夕，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甘地时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至于如何达到目标，邓小平同志说：“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2]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对世界现存秩序再次产生重大冲击，历史再次将印度和中国战略合作的重要性提了出来，这需要中印两国政治家“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来把握住这难得的历史契机。笔者试着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及印度在其中的特殊位势来分析印度发展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印度与中国安全合作，尤其是海上安全合作的战略互补意义。一、资源是地缘政治及其制权理论演绎的逻辑原点地缘政治，并不仅是与土地相关的学说，但却是从土地中诞生的学说。这么说有两层意思，一是生活资源是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二是地缘政治学说本质上是关于人类生活，因而是扎根于土地而不是扎根于天国星空中的学说。围绕生活资源，人类对地理的控制手段经过如下阶段的演变。1·1制陆权人类生产最初是要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即吃饭问题，因此农业就成了人类生产最初的基础产业。这样，土地，特别是农业耕地，就成了当时关乎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资源的占有量及使用这种资源的人力即农业人口总量，是决定国家力量的主要因素。中世纪时国家土地总量决定人口总量，人口总量决定国家地租和赋税总量。应征参军是中世纪农民向国家交纳贡赋的形式之一，因此，地广意味着人多，人多意味着财源(贡赋)多和兵源多，兵多粮多则意味着王朝或国家强盛。这样便出现了以攻城掠地为目的制陆权学说。中世纪对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几乎都是拥有强大制陆权的国家。中国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其地缘政治学说中的陆权理论和实践也相应比较发达。“武经七书”[3]为中国古代选拔将领的考试内容之一，而制陆权则是其中的绝对主题。1·2制海权但是工业革命出现以后，人类的生存和获取财富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以简单扩大再生产保障生存，现在则是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保障生存，这时的生存已是发展意义上的生存。发展在工业革命出现后，成了决定国家兴衰的“硬道理”[4]。这时是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是资本而非货币成了主导人类生产的目标；于是无限利润而非有限的实物贡赋，储量巨大的矿产资源而非有限的农业耕地等，就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国家之间竞争的目标。拿破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以前对于财产只有一种说法，就是土地的占有；但是现在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财产，这就是工业。”[5]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需要动力、科技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地租所获显然没有竞争力。结果是像英国小说作家哈代(ThomasHardy)在《苔丝》中所描写的那样：农民总竞争不过工人，地主总竞争不过资本家，其原因是工业品技术含量高于农业品。这样便出现了人类经济活动重心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而暴力也成了这种转移的重要助推力。18、19世纪，英国的纺织品质量远不如印度，英国在征服印度的同时，也把印度的纺织业用暴力人为地全部摧毁，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印度就由一个富饶的东方大国迅速衰落。[6]1813年前，印度大体上是出口贸易国家，可到19世纪中叶，印度已经变成英国工业的主要国外销售市场。1850年，英国对印度输出总价值已达802.4万英镑，其中棉织品一项即有522万英镑，占英国对外出口总值的1/8，占棉纺织品对外输出的1/4。在棉纺织业已成为英国经济命脉的同时，印度也成为英国纺织业的命脉。[7]这说明世界性的财富转移或国家经济安全利益的维护，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暴力实现的，有些学人只告诉南方国家要靠勤劳致富，但历史的经验则是，致富更要靠政治，靠军事国防。19世纪印度和中国的财富向西方转移，都是从西方人对这两个国家的军事胜利开始的。有趣的是，中国文字“钱”那双“戈”叠加的造型所表达的含意与这个判断正好吻合。全球化是资本的本性，正是资本才使世界被纳入一个体系，才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8]。因此，资本全球化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而是随资本诞生而出现的。而贯穿其中的则是不变的暴力征服。在18、19世纪，资本主义的暴力表现为赤裸裸地对殖民地的掠夺，而到20世纪，即使在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之后，西方仍是通过暴力(比较典型的是20世纪末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为资本在其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开辟道路，迫使南方国家为北方国家提供廉价原料和市场。这时的世界矛盾仍是中心和外围的矛盾。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原先隐藏于商品内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继而劳动和资本、工人和资本家的国内矛盾这时已外移为世界性的南北矛盾。邓小平对此一语中的，他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9]这样，一国经济的发展，已走出国界并与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相互依存为一体。国家经济竞争力更多地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拥有总量及其控制能力。而与世界联系的最方便的载体就是海洋，最简捷的途径就是海上通道。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谁拥有强大的海军并有效地控制海上通道，谁就在国际利益分割中居优势地位。因为与陆地相比，大海是各大陆地板块之间最方便的通道，控制海洋就能够及时地让世界资源流向本国。这正如医生重视血液检验一样，医生可通过血液了解身体病因所在，也能通过血液以最短的时间将药效送到身体发病部位。英国和美国都是随其民族资本崛起而崛起的国家，它们的发展随海军向世界扩张并依靠海军控制了世界。所以在资本全球化时代，制海权强大的国家往往也就是财富大国，这与自然经济时代陆权大国就是财富大国的道理一样。1588年英国击败海上霸主西班牙，此后它也就成了世界财富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意识到制海权对中国发展的至关意义。今天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近一半，石油进口大部分都要通过海上运输。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我们不关心海洋是不可能的。人的经济利益走向哪里，人的关心焦点就投向哪里。但利益并不是靠美丽的口头承诺而是靠枪杆子来保卫的。马克斯·韦伯说：“部署一支舰队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10]伊拉克政府被美国颠覆后，原来伊拉克与一些国家签订的石油合同就作废了。[11]既然是自由贸易，怎么能这样呢?但历史的事实是，贸易首先随炮舰而非随合同同行。任何一个贸易大国同时也都是海上力量大国。海军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量。航空母舰多用于威慑。有人说，在导弹时代航空母舰已失去了作用，那可不对。如果在世界的另一端出了大事，能用远程导弹来解决吗?当然不能，还得国家外交配之以航空母舰出面来化解问题。西方人历来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我们要重视这方面的经验，不能太书生气。制海权问题即世界问题。今天中国经济已深深地卷入世界市场，我们已不是昔日种地的农民。我们有多一半的石油需求来自中东地区，庞大的贸易要依托海外市场，因此我们必然对海洋、对中国之外的世界予以充分的关注。中国面临的上述问题，也是印度面临的问题，印度不仅对世界贸易，而且对中东的能源有着深深的依赖，更何况印度位于世界海权心脏地带的地理位势和直插印度洋中心的地理版图，都迫使印度将海洋，尤其是印度洋视为其国家安全的命门所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浅海向深海延伸，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大国制海权实践的重要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大国的制海能力还处在海水平面和浅水海域，“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美苏争霸中，其制海深度已达300米至900米深海领域。[12]这种变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空权向太空延伸的进程正好吻合。1·3制空权军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战争攻防空间的拓展。机械动力的出现使制陆权和制海权的拓展已覆盖世界主要区域；“二战”前后，飞机的出现使战争攻防出现新的方向即低空领域，这样，制空权成了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战争样式由此也就从平面转向立体：制陆权、制海权和制空权成了支撑现代战争的三大支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由于率先获得制空权而赢得战场的初期的主动权。这里也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微电子、计算机，特别是航天技术和人造卫星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至到20世纪下半叶，信息成了一种可控并因此对人类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资源。比如一颗静止通信卫星大约能够覆盖地球表面的40%，使覆盖区内的任何地面、海上、空中的地球站能同时相互通信。在赤道上空等间隔分布的三颗静止通信卫星可以实现除两极部分地区外的全球通信。这样制空权便进一步向太空领域延伸。争夺太空就成了控制信息资源，并通过控制信息资源获得国家在世界各种资源分配中的优势地位的关键。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2001年10月，美国航天咨询公司蒂尔集团发表报告统计，1957年至2001年约有5070颗人造卫星被成功送入轨道。[13]人造卫星技术导致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出现，这在军事领域再次引起新的革命，它使导弹精确打击和精确拦截成为可能。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批准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手段的反弹道导弹的综合防御系统。1990年，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在海湾战争中初获战果；2002年6月，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并大幅度地调整美国太空政策。这说明，世界大国制空权实践已从低空转向太空。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过程与上述制海权向深海推进的进程相吻合，但不同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太空技术还是世界大国国防资源优先倾斜的领域。但这里应当提前预警的是，随着太空技术竞争日趋饱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场将进一步转向深海。二、世界体系中的现代地缘政治及其特征在展开下面讨论之前，有几个概念需要提前定义。在以下行文中，如果从海洋方面强调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笔者多选用“印度洋及其北岸”的概念，如从陆地方面强调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中心区域，则多选用“大中亚”或“中亚”概念。虽然现在也有人用“大中东”概念[14]，但鉴于这个概念包括的范围过于宽泛，因而不能准确地表示我们所要讨论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的内容。2·1“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现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从陆地上说，它是一个以大中亚(整个中亚、南亚和中东地区)为中心，以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为两翼的构造；从海上说，它是一个就是以印度洋为中心，以太平洋和大西洋为两翼的构造。从制陆权的角度看，大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中心。麦金德(SirHalfordJohnMackinder1861—1947)认为这里也是世界地缘政治的轴心。从古代希腊的亚历山大(Alex-a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