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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温州与东莞经济发展道路模式完全不同，东莞发展主要依赖外资推动，温州发展则主要依靠当地民营资本。对两地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地方财政贡献率等方面，内资的作用明显大于外资。因此，温州虽然缺少外来投资，但当地民营资本的强劲投资，补充了资本的不足，实现了内源型经济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主动性，其实际效果更有借鉴意义。关键词:外来投资；发展模式；贡献率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5-0032-06一､引言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采取多种方式。虽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有所不同，但作为落后地区要实现经济起飞，首先必须进行一定规模的资本投入，突破发展“瓶颈”，改变社会生产函数，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资本贫乏，解决资本投资不足问题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东莞､温州同属于东部沿海地区，较早实行开放政策，而且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都相对滞后，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启动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东莞主要利用靠近港澳的地理优势，通过吸收外来资本弥补自身资本形成的不足;而温州则鼓励民间资本积累，促进内部资本形成，主要依靠当地民间私人资本投资，推动当地经济走出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东莞､温州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但都取得明显成效，改变了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了经济的良性发展。落后地区如何突破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发展，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根据拉格纳·纳克斯(RagnarNarkse，1953)“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的著名命题，产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根本原因是资本缺乏，资本形成不足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1]。纳尔逊(R．R．Nelson，1956)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他认为只有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2]。哈维·莱宾斯坦(HarveyLeibenstein，1957)提出了经济发展“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也是从资本投资入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实行大规模投资，使投资水平或投资率达到足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水平，从而产生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巨大的投资力量“大力推动”经济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长期而稳定的增长[3]。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更认为，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发展经济不仅需要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而且还需要同时有许多部门进行投资以便相互创造市场并尽快形成一个工业综合体，所以，他主张经济发展的启动要通过大量投资的“大推动”才能实现[4]。从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在推动落后地区打破贫困陷阱的具体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还存在平衡和不平衡增长方面的区别，但是，他们都一致强调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资本投资作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已经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对于缺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找资本投资成为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东莞和温州作为我国的广东和浙江的地级行政区域，在有关促进资本投资的宏观政策方面没有决定权，它们只能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调整各自策略，以最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促进资本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由于地理区位的差异，东莞和温州在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十分不同的道路模式。东莞利用紧邻深圳､靠近港澳的地理优势，在内部资本匮乏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吸引港澳台投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实现经济起飞，形成了以外来投资企业为主体的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而温州缺乏大量吸引外来投资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主要依赖内部资本投资推动，虽然起点较低，但在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当地民众激发起广泛的资本参与热情，通过持续不断的民营资本积累，推动专业村专业镇建设，结果形成了低压电器､纺织､服装､鞋革等规模巨大的企业集群，有效地解决了发展过程资本积累不足的困难。经过二十几年的建设和持续不断的资本投资，东莞和温州传统产业已经发展成熟，经济面临转型。本文将主要通过比较两个地区采取的发展模式，检讨不同发展模式对地方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影响，推测不同发展模式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未来潜力。吸引外来投资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国策，其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促使各级政府都把吸引外来投资作为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加以积极利用。在我国，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如提供厂房､免费使用土地､减免税收等。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具备吸引外来投资所需要的条件，各种优惠政策在有些地区作用十分有限，吸引外来投资也只是解决资本不足的一条途径。对东莞和温州地区有关资料的分析表明，外来投资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一定高于当地的民营资本。在落后地区，如果能够有效调动当地民间投资热情，鼓励民营资本广泛参与经济建设，即使缺乏外来投资的支持，也一样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本文将通过对温州与东莞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进行实证分析，对以下几个问题作出一定的解释。(1)FDI和国内民营资本对地区经济发展谁的作用更为显著;(2)作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的增长，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对外资的引进，还是依赖于当地内资的发展;(3)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外资经济的发展，还是内资经济的发展。二､两地的经济结构特征东莞和温州两个地区的国有企业数量较少，占当地国民经济的比重很低，如东莞1999年国有工业企业仅占当地工业当年总产值的1．57%，即使在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也只有5．4%，因此，我们在比较东莞国内资本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时，主要是指当地的民营资本。温州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仅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8%，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两地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经过各种形式的改制，基本采用当地民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这些企业更多具有国内民营企业的经营特性，所以，我们比较东莞和温州两地区内外资对当地经济的作用与影响，更多反映的是外资和国内民营资本的影响状况。(一)变量的定义本文定义以下变量:GDP代表国民生产总值，CZ代表财政收入，CXY代表城乡居民储蓄余额，WZ代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NZ代表实际当地内资总额，NJ代表当地内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WJ代表当地外资经济的工业总产值。(二)东莞和温州经济结构的特点东莞与温州的经济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为研究其经济结构的特点，特采用以下模型进行简略分析。选取的数据是温州地区的1985—2000年16组内资和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数据，东莞地区的1990—1999年的10组内资与外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数据。解释变量是时间(T)，被解释变量是两地的内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外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Y)。模型如下:Y=CI·T+Co(1)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从回归的整体结果可知，两地回归方程R2值都比较大，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从对温州地区经济结构的拟合结果来看，在其每年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额中，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增加额大约为2．5个单位，对当年的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约为96．2%;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增加额大约为0．1个单位，其对当年的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约为3．8%。从对东莞地区的经济结构的拟合结果来看，在其每年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额中，内资大约为0．26个单位，对当年的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约为36%;外资的增加额大约为0．46个单位，其对当年的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约为64%。就东莞与温州两地的比较来看，对于东莞地区，虽然在当地经济的增长中，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有一定位置，但外资企业对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其每年的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加总额中，外资企业占了产值增加量将近65%。对于温州地区而言，在每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加总额中，内资企业的产值占绝大部分，外资企业的产值虽然在逐年增长，但是总量很小，其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量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量的比重不足4%。因此东莞和温州表现出了十分不同的经济结构，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内资特别是当地民营资本，而东莞地区的经济发展则主要依赖于外来投资。在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内民营资本与外资对地区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产生的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别，这在下文模型中将得到反映。三､东莞和温州两地内资与外资对地区经济效率的比较东莞地区的资本结构与温州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别，外资对东莞经济影响巨大。2004年，外来投资企业占东莞工业总产值70%的比重。而温州地区主要由国内民营企业组成，其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民营资本，2003年民营工业企业占温州工业总产值的91．8%，外商投资企业仅占5．1%，属于典型的以国内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肯定，只要能够有效发挥资本的作用，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都能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虽然东莞和温州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都能较快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不同的发展模式，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和实际结果却存在一定的差别。为比较不同发展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我们通过模型回归，对两地的内资与外资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进行解释和比较。样本:检验选取温州､东莞两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温州地区选取的样本范围为1985—2000年16组数据，东莞地区选取的样本范围为1980—1999年的20组数据。变量的选择:由于考虑到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的基本描述，所以采用了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作为反映当地经济实力的变量，本地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作为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量，上述三个变量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采用地区每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的量作为描述外资水平的变量，地区每年新增国内资本数量作为描述内资水平的变量，以此两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由于缺乏国内资本的具体数据，我们只好假设储蓄等于投资，采用地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之和减去当年实际利用的FDI作为描述内资的量①)。模型均采用对数模型，用以反映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以及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增长率与内资和FDI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一)FDI和内资对地方GDP的影响投资是我国落后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东莞和温州地区突破“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模型(2)反映东莞和温州这两个不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内资和外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历年GDP的数据与当地的国内资本总量和当地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进行回归。Ln(GDP)=C*Ln(NZ)+C2*Ln(WZ)+C0+μt(2)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方程(2)进行回归，温州地区的回归结果为:Ln(GDP)=0.6642*Ln(NZ)+0.1085*Ln(WZ)+1.1599（5.87*）（1.26***）R2=0.94F=100.03*由Breusch-Godfrey检验得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对东莞地区进行回归，得:Ln(GDP)=0.1835*Ln(NZ)+0.4947*Ln(WZ)+4.3453(1.38*)(4.48***)R2=0.991F=319.75*DW=1.51***括号内表示的是t值，*、**、***分别表示5%､10%和30%的显著性比例。F检验值中，*代表通过在5%的显著水平下的检验。DW检验值中，在5%的显著水平下，*代表存在自相关，**代表不确定是否存在自相关，***代表不存在自相关。根据回归结果，对于温州地区，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内资对GDP的增长表现出较高的贡献率，其贡献弹性为0．6642;即国内资本每增长1%，将会引起GDP相应增长0．6642%;而外资的增长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外资每增长1%，仅引起当地GDP增长0．1085%。对于东莞地区，外来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为0．4947，即外资每增长1%，GDP将会增加0．4947%，其对GDP增长的影响效果要大于内资，而内资每增长1%，当地GDP将会增长0．1835%。对两地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温州地区GDP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内资的推动，而东莞地区GD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