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978-2002学生姓名：钞小静指导教师：任保平院系专业：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经济学基地班摘要：本文应用经济计量方法，对中国1978-200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得出我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具体到公共支出的结构而言，经济建设支出和国防支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效应，而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及其他支出会产生负的效应。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由于社会文教支出中的公共卫生支出项目在总量及结构上存在问题使得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从而抵消了科教文的正效应，导致社会文教支出在整体上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负。Abstract:Thisarticleappliesmethodsofeconometricstoexperientiallyanalyzetherelevantdatafrom1978to2002,andconcludesaresultthatChina’spublicexpenditurehasapositiveinfluencetothegrowthofChina’seconomy,concretelyasfarasthestructureofthepublicexpenditureisconcerned,theexpendituresfortheEconomicConstructionandtheNationalDefencehaveapositiveinfluencetotheeconomicgrowth,buttheexpendituresforboththeCultureandEducationandtheGovernmentAdministrationhaveanegativeandpassivedominoeffect.Throughthefurtherdataanalyzing,itisfoundthatintheexpendituresfortheitemoftheCultureandEducation,itstotalityandstructureconcerningtheitemofthePublicSanitationhassomeproblemsthathasleadedtoapassiveandnegativeinfluencetotheeconomicgrowth,furthermore,underthissituationithascounteractedthepositivedominoeffectoftheCultureandEducationtotheeconomicgrowth,andhastotallymadetheexpendituresfortheCultureandEducationproduceanegativeandpassivenetdominoeffect.关键词：公共支出公共支出结构经济增长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自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政府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是否有持久的影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从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公共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学术界许多研究者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至70年代时，ArrowandKurz(1970)将公共资本存量直接纳入私人生产函数建立模型，设定所有政府投资都是生产性投资，私人的生产也可从中获益，他们认为公共支出只影响经济向稳定状态增长的速度，但并不影响稳定状态中的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动态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将公共支出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将其作为除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基本因素之外的能够有力影响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变量。其代表人物Barro（1990）建立了第一个有关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模型，他以公共支出流量为研究对象，将公共支出引入到具有固定规模报酬的企业生产函数中，从理论上证明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确实有持久而显著的作用，并且认为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决定于公共支出规模的大小。若其尚未达到最佳规模，公共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当超过最佳规模后，会产生负的影响。以上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分析，而国际上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也是相当多的。通常这些研究使用不同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不同公共支出及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而且即使是同一立足点，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首先，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总体性作用的实践检验上主要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许多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并无影响。KormendiandMeguire(1985)研究了二战后47个国家的政府“消费”支出，认为在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性支出占GDP的比例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其二，有学者得出的结论认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的影响。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公共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而GrierandTullock（1987）把Kormendi–Meguire式的分析扩展到115个国家，进行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混合的分析，发现在实际GDP增长率与政府占GDP比例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但是多数结论只对24个OECD国家具有显著性。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的效应。Ram(1986)使用115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得出公共支出对总产出具有正的和非常显著的关系，政府规模对经济表现和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Aschauer(1989)设立新古典模型，也指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强有力的支持作用。其次，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结构性作用的实践检验上，因为不同的分类标准得出了不同结论。Kormendi，Meguire(1985),Aschauer(1989),Barro(1990)和Fischer(1993)等经济学家把政府的公共支出分成公共消费性支出和公共投资性支出。GrierandTullock对这两类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二战后包括24个OECD国家在内的115个国家的集合性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环境，具有正的效应。Barro利用9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人均增长率下降。EasterlyandRebelo(1993)认为公共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正向关系，特别是投资于交通、通讯的支出与经济增长相一致。Aschauer的研究结果也证明美国的基础设施支出对私人部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影响。除以上划分方法之外，Devarajan、SwaroopandZou(1996)在理论上把公共支出分解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他们利用1970-1990年间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指出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公共支出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贡献度(产出弹性)之比。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然而当其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而非生产性支出对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是负向的，由此显示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性支出过多，且以降低经常性支出为代价。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目前我们国内有关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以下成果：龚六堂和邹恒甫选取从1970-1994年间90个国家的政府公共开支方面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讨论政府花费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中发现公共开支的增长与波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分析，邹薇在《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年第1卷上撰文指出，我国由于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调整成本”，以至削弱了公共支出应有的增长效应。以上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主要表明政府公共支出不是一个简单的外生变量，它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进行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是相当有意义的。然而以上的文献从整体上来说，在公共支出及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上都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且跨国的分析显然不易控制所有主要变量，这就使得分析结果在特定时点特定国家的作用有限。即使是具体到我国的实证研究也只是从公共支出总量规模上的分析，很少有学者从公共支出的组成结构上来分析其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恰恰是分析两者间关系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本文着重从公共支出结构入手，来分析其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作用，作用的方向如何。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第二部分进行相关问题的明确与基本状态描述；第三部分建立基本模型并从中国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出发，展开经验分析；第四部分是简要结论。二、相关问题的明确与基本状态描述（一）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内涵的确定公共支出结构是指公共支出的各个不同部分的组合状态及其数量配比的总称,表现为各类支出的集合,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关系,实际上它是财政职能状态和政府政策的体现。[1]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最常见的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定义。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另一种定义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即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2]为了模型设立的方便，适合衡量指标的内涵以及清楚的反映问题，本文采用了第一种定义，即以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为经济增长的内涵，并以GDP作为其具体的反映指标。（二）公共支出范围的界定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当代西方经济是一种由公共部门经济和私人部门经济共同构成的“混合经济”，他们从市场失灵中引申出了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即凡是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财政应该退出；凡是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财政才应介入。[3]刘尚希在《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上撰文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假设，即政府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在于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而这在本质上与西方的主流观点是一致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财政活动的范围要广得多，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支出所涉及的领域也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我国公共支出范围的界定既要参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也要注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判定原则。（三）公共支出结构类别的选择中国的公共支出分类办法有两种，一是编制国家预算采用的分类法，即按支出用途分类，此类在财政统计公报上称之为按支出项目分类；二是以政府职能为标准进行分类，将公共支出分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及其他5大类。[1]按职能划分的公共支出结构形态，是研究公共支出结构中最常用的方法，它可以明确而具体地表明公共支出在各职能间分配的格局和各项职能实现的程度，并从动态上可以反映出各项财政职能在不同时期变动情况。出于研究目的的考虑，结合统计资料收集的可能性，本文主要以政府职能划分为基础，将公共支出划分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及其他5大类。（四）中国改革以来公共支出基本状态描述任何公共支出结构，都是在一定的公共支出总量下形成的，因此，首先对1978年以来我国公共支出总量的基本状态进行描述。如表1所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支出量一直迅速的增长（如图1）,由1978年的1122.09亿元,上升至2002年的22053.15亿元,增长了近20倍。但是就相对规模来看,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却呈L型变化（如图2）,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4年的12.4%，在1994年实行财税综合改革后，这一比重才停止了下降趋势，初步出现回升势头。1998年受我国拉动需求、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该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