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王朝更替的内在原因及启示

中国历史王朝更替的内在原因及启示除古代中国外，全球其他地区的王朝覆灭后往往意味着人种、文化、宗教的更替，古罗马、印度、拜占庭等都是如此。但中国的王朝却仅仅意味着座天下者的不同，其它一切照旧。这使中国文明获得了使西方史家十分称奇的连续性。使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制度、文字、宗教等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则是汉人很早就在东亚大陆上确立了人口、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没有这些优势，中国像西罗马帝国这样早早彻底覆灭不是不可以想象。中国文明的的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没有过于强大的敌国外患的古代，这种周期性的变乱还不至于有亡族、亡文化之祸，但在号称“新战国”的今天，再发生这样的变乱，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文明的总体连续性与周期性的振荡有什么关系吗？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吗？以后的中国能在继续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同时避免振荡或者减轻振荡的烈度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这种周期性的振荡是如何产生的。其实类似的问题前人也问过。黄炎培曾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毛泽东认为腐败是造成王朝衰败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败的良方。毛泽东的回答真的找到了问题的实质了吗？我看却未必然。因为腐败是中西共有现象，而周期性动荡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共有现象显然不能成为特有现象的原因。那么，这一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呢？其实只要大家翻翻中国史书，就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我们可以证明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大规模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人口的自然增长几不能节制。按徐光启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会倍增。而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国的可耕地有限，粮食生产总有个极限。当全国人口数超过全国土地的极限供养人口时，流民的出现将不可避免。这与腐败、土地兼并及社会制度都无必然联系，只要耕地不能增加，人口增长速度不减，生产力不能进步，这问题始终会产生。可以作为上述理论佐证的是中国人口史上有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皇朝由盛由衰拐点也是该王朝的人口高点。如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达到西汉的最高点6000万，随后则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后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如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数达到8000万，随后就出现“安史之乱”，如国泰民安，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跟着胡儿安禄山作乱；17世纪初（明朝的后期）中国实际人口达到破天荒的2亿之巨，随后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达到了4.3亿，随后就有太平天国大起义。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数为什么会增加，这显然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就是这样，在特定时代，可养活人口总有个上限。①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盛世”的末期人口数实际上已超过当时王朝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会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大规模的流民作乱爆发时，政府必然会采取镇压措施。而事实上当时政府一般已十分腐朽，已无力迅速平定事变。这样战争的规模会扩大，而大规模的战争又会极大地破坏生产，从而制造出更多的流民。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将帝国拖跨拖死。当一个王朝覆灭之后，参与争夺统治权的群雄中总会有一方胜出，当他基本削平群雄时，往往全国人口减了大半，这样人地矛盾由人多地少反过来变成人少地多。这时，只要新建王朝能注意与民休息，招民拓荒，国家一般能很快安定下来。随着政局的安定，国家一般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良性循环期。这一时期，人口增加，被开发的土就更多；而被开发的土地越多，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该王朝的盛世期。当土地被开发到极限后，人口还是在按惯性继续增长，当人口数超过王朝所能承认的极限时，新的一轮循环就又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根本原因。那么腐败、土地兼并与王朝的衰败有没有关系呢？关系是有的，而且是很大的关系，只是不能被称为根本原因而已。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一个皇朝的前几个皇帝一般也有一个阶段会对豪族进行抑制，有时甚至不惜进行血腥屠杀。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对这些，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点什么信息呢？是不是在中国传统专制体制下，豪族与帝国存在着深刻的利害冲突呢？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豪族一般隐匿有大量的地产及人口，这些隐匿的地产、人口都在私门，不对国家税收、军事作贡献，而豪族本身却是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如秩序、和平、公共工程、社会救济等）的最大得益者。这本身就是十分不公平。如果光是土地兼并，豪族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兼并并不见得有多大危害，但在中国的传统体制之下，地主的特权是法所明文规定的；不惟如此，地主往往还会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如果豪族的势力过于强大，则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而国家仍然还得承担起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这样，势必会加剧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有为之君都会对豪族进行抑制。然而，在国家与豪族地主的博弈过程中，最终的输家却是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有时即使国家亡了，地主也不见得亡。他们中有的投靠新朝成了从龙功臣，有的甚至还成了开国之君。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何在呢？这与国家的各级管理阶层被地主垄断有关。皇帝可以抑制一些豪强，但他也不得不制造出另一批豪强。在地主垄断政权的情形下，国家资源的分配自然向地主倾斜，这还是明的；暗的如大官僚、大地主非法侵渔国家、百姓，法律也拿他们没办法。如在明朝晚期，官僚搭船不但不用钱，反可以得一笔保护费。何以？因为有官僚乘搭，船家就可以官船的名义省去很多税负。历史上王朝中期的改革多不成功，原因就在于当改革侵犯到了地主阶层的整体利益时，政策就很难落实，有的政策有时反被用作鱼肉百姓的最新工具，如王安石式的改革等。所以，对豪强的抑制只有在开国不久的强势帝王领导下才能成功，而且也是由于当时豪强并非当权派的缘故。当豪强地主大规模地侵犯百姓及国家利益的时候，国家的力量就会下降，而这时往往有外寇入侵，小民也有不少因力无力承担国家的加重税负而成流民，甚至为盗的；这时国家既要保卫国家，又要对内镇压，因而这时国家的负担反而变得十分沉重；而沉重的税负又只能加到国家所能控制的小民身上，这又促使小民或逃亡，或为盗，或投充为奴，这又削弱了国家力量。这样又形成了一个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个循环也是非至王朝灭亡不能解的。当人口的自然增殖不能抑制的情形下，人口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终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当政权被地主阶层垄断的情形下，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最终也必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但正也是旧王朝在大规模战乱后的灭亡为新王朝奠定了基础。历史上鼎革之际的大规模战乱往往使国内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这暂时打断了人口与土地之际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大规模战乱也扫荡了绝大多数豪强，从而也暂时打断了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的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被打断的情形下，新王朝可以在相对健康的基础上重新展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呈现王朝循环的全部奥秘所在。我们可以从上面的论述中得到什么启示呢?启示一：一个国家如果长治久安，国家不从总体上对人口进行控制是不行的。毕竟国土有限，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所能承载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如果任由人口无序增长，那么总人一天会形成人口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的恶性循环；而这一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往往是“非有大兵不得减”，而大兵给国家、民族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在全球竞雄的现代社会，谁内乱就意味着谁不但将丧失对国际资源的争夺权，而且自己的资源也将被外人所侵渔。再说，生产力再发达，能养活的人口再多，人口也不能无限澎胀，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也得给野生动植物留一片天。当然国家也应重视人口的质量、结构，国家对人口的控制不能造成一种劣币驱赶良币的效应。在靠战乱、疾疫等自然控制的年代，能生存下来的往往是那些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的人，它自然有一种选强汰弱的作用。如果人为的人口控制不但不能符此天道，反而是一种反向淘汰，那么从长远看，也会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启示二：国家政权不能被某一利益集团所掌控。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实际是被大地主所掌控。这些大地主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天然是国家的癌症。他们用合法、非法的手段侵渔国家资源，逃避国家义务，这一过程不到与国家同归于尽的那一天而不止。在传统中国，由于民智未开，国家的选材范围有限，各级政权到头来只能被地主把持。虽然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相比于域外的世袭、推举好点，但大地主的子弟容易入仕却也不不争的事实，小民所拥有的教育资源怎能同其相比？为今之计，不大力推行教育公平是不行的，尤其应重视义务教育。现在国家实行的教育产业化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将会使中国陷入国家政权继续被利益集团把持的怪圈。国家也应采取措施大力使公务员中立化，只有中立的公务员才能使国家政策不才执行过程中走样，以致某些利益集团非法利用。启示三：必须倡导民主，只有给最基层小民以足够的权力才能使他们有力量通过合法的途径保护自己才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一个大量的小民利益被无限制侵渔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一个专制的国度想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民主实际是是一种利益制衡的机制，历史证明，靠人在道德上自我抑制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如果我们现在还指望它，这几千的历史是白过了。览古今中外的砍头文化传说远在夏朝建立之前的虞舜时代已经有了刑法，《左传》中说:《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不过中国古代始终沿用的所谓五刑，其发源则还要延到殷商时代。《尚书·吕刑》记载的五刑分别为墨(黥，刺字)、劓(割鼻)、剕(刖，断足)、宫(阉割)，大辟(死刑)。殷墟甲骨文中的伐字，其形状即以戈砍人的样子。其中大辟只是死刑的总称，而执行的方式则多种多样，不过不知道是否与原始部落享受人肉大餐的习惯有关，不少方法均保留了烹饪烧煮的特色。如醢是把人剁成肉酱；脯是把人做成肉干--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吕氏春秋·慎行论》)。另外相传纣还发明了炮烙(原作炮格)与虿盆，前者把人像烤肉一样绑在烧红的铜柱上烫死，后者则把人丢到坑里喂毒蛇，也无不围着口腹之欲打转。至于镬烹之刑，则干脆就把人扔到吃饭的锅子里大煮特煮:项羽捉住了刘邦的老爸，以此为质逼刘邦退兵，今不急下，吾烹太公。谁知刘邦洋洋得意，不以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