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二)

1《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二）（八至十五章）第八章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第—节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前1457一前867)，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他继承父职，担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开始写作《太史公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兵匈奴，被大兵包围，虽然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最终还是失败投降。司马迁出于宽慰主上的忠心，替李陵做了些辩护，谁知又被误解，得罪入狱，且悲惨地遭受宫刑。后来他被赦免出狱，做了中书令。这种遭遇对司马迁的打击异常沉重。然而他忍辱负重，凭着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这部旷世杰作前后耗费了他二十年左右的精力。这些作品跟《史记》最后一篇即《太史公自序》，是了解司马迁生平事迹以及他创作《史记》缘由和心态的极为真确、极为自接的材料。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司马迁死后，《史记》渐出。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它宣布于世，该书共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学术界一般认为，《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传汜文学著作，是罕有其比的史学和文学巨著。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观察，《史记》最浅层的史学特质，是关注几千年中国人生存和文化的已往状态。《史记》更深一层的史学特质，是致力于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内部同一性。这就是要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就是要从朴素零乱的事实材料中，发现贯穿其中的本质。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观察，《史记》更深一层的特质属于文学：首先，司马迁把“自见”当成再现历史的根本目的之一。其次，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自觉地追求文采。再次，《史记》对人物性格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史记》对人物个性的关注和表现，形成了它在文学方面的一大亮点。必须强调的是，仅仅明了《史记》有哪些性质属于史学、有哪些性质属于文学依然不够。《史记》还包含大量超出现代学术之文学与史学范畴的要素。因此实事求是的说，《史记》不是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也不是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著作，它的很多质素强有力地凸显了传统经学的本质。2第二节《史记》第一次大规模整理：三家注《史汇》问世以后，一度不曾受世人推重。汉代大儒扬雄、班固等人虽然称赞，但也做出过严厉的批评，直到晋末，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根据刘宋裴驷所写的《史记集解序》，在《史记集解》撰著以前，《史记》各种本子文句不同，多少互异，而且真伪舛杂，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发明，但殊恨省略；裴驷有鉴于此，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删其游辞，取其要实，别作《史记集解》一书。唐代学者司马贞以为《集解》等著作依然有偏失。在这种情况下，他颇事钻研，“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史记索隐》”。而跟司马贞同时的学者张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以—亡三家，裴驷字龙驹，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司马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年辈在张守节之前，唐玄宗开元年间官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后由弘文馆出为润州别驾，蹭蹬以终。张守节曾官诸王侍读、率府长史。他们分别撰著的《集解》、《索隐》和《正义》是《史记》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的重要成果，常常被称为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至北宋开始合刻。百衲本、《四部备要》本《史记》一百三十卷，都将三者拆散附于正文以下。第三节《史记》第二次大规模整理：泷川资言的《考证》及其基本价值和特点泷川资言(1865—1946)，名资言，号君山，通称龟太郎，日本岛根县松江人。《史记会注考证》一书的撰著开始于1913年，1932年完成，1934年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泷川氏的《考证》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究《史记》以及中国古代史非常重要的参考书。一般《史记》版本往往只收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收录了三家注以来中日有关典籍一目二十多种(其中日本学者的著作有二十几种，国人著作有一百零几种)，并相当系统地缀辑、辨析了众家成果，节省了读者翻检群书的巨大辛劳，为研读《史记》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便利。《考证》发扬了三家注原有的不少优点。它特别重视地理的解释，对书中每一地名都尽量注出当时的今名或今时方位。这对从文献学方面深入研究《史记》跟以往典籍的关系、研究《史记》对传统典籍的继承和发展，很有助益。与此同时，《考证》扬弃了三家注以及其他部分相关著作的不足和毛病。富于批评精神并善于考辨，是3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在这部著作中，泷川氏对《史记》所写的史实、《史记》的文字和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解决了一系列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晃正误、疑难文句的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虽有解说但语焉未详者，也每每加以考证。并且，三家注主要是就事论事，《考证》虽然对细微问题同样用功，但更具有宏观眼光，往往不局限于字面，而是善于综合中外历代成果，发为论议，使读者更确切、更深入地理解《史记》以及它所记载的历史。泷川氏在审视《史记》以及前人注释时，不满足于简单诠释文本字句或者下对与错的判断，而是追求从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更宏阔的视野中把握太史公的深心以及历史文化现象的深层蕴涵。不过在缺乏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泷川氏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他宁可简单地持守文本字面意思，也不愿妄加解释。《考证》搜集了《史记正义》的大量佚文。他依据日本所藏数种占本《史记》的校记，搜集《正义》佚文千余条补入书中，虽然这些东西未必都真正是《正义》原文，但对把握《正义》原貌、对研读《史记》无疑有重要的价值。《考证》还比较注意《史记》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特点。此外，泷川氏又撰有《史记总论》，放在《史记》卷一百三十之后。《总论》以搜集前人论说为主，偶或出以己意；其内容则涉及太史公事历、太史公年谱、《史记》资材、《史记》名称、《史记》记事、《史记》体制、《史记》文章、《史记》残缺、《史记》附益、《史记》流传、《史记》钞本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史记正义》佚存等。所有这些，对研究《史记》都有参考价值。第四节泷川资言《考证》的批评精神在掌握了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泷川氏会毫不犹豫地张扬自己信从的观点，批评前人的谬误，使得《考证》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考证》比较注意驳正三家注立足后代观念做出的解释。其二，“据后以议前”固不科学，泥古不化同样并不可取，《考证》对有关成果在这一方面的弊端也做出了批评。其三，泥古自然是一种过失，但不知古则是一种更常见的过失，《考证》对此有大量的驳正。其四，泷川氏严厉批评了《正义》等著作的虚诞倾向。第五节泷川资言《考证》的缺陷不必讳言，《考证》一书也有自己的缺陷。4首先是不少材料，《考证》未曾罗致，颇有遗珠之憾。其次，泷川氏选择材料有时偏守一说，而未能得其实际。再次，从版本方面看，《考证》参校了一些本子。他的失误在于往往不作校记，而径直改变或补正原文。后来日本另一位学者水泽利忠撰写了《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目的之一就是纠正他的偏失。加上这些艰苦的工作，《考证》对《史记》的整理才会臻于完美。《考证》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校补》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书原本各自刊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该书没有现代标点，也不区分段落，初学者阅读和使用时会有相当大的困难。第九章王先谦《汉书补注》第一节《汉书》与颜师古注《汉书》，又叫《前汉书》，是我国古代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也是后汉著名的历史散文。一般认为是东汉班固所撰，其实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二十多年的努力才完成。此书有一部分袭用《史记》，只在文字上稍有变动，有一部分补充了《史记》的不足，使史事更为完备。其最足称者，乃在于对于编纂体例方面的贡献。班固撰《汉书》，开创了纪传表书体史书，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表书体史书进一步完备起来，成为后世史书的不祧之祖。全书共一百篇，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此书不但是我们了解西汉历史的珍贵文献，也是我们了解上古政治、经济、文化不可不读的一本书。由于《汉书》涉及内容广泛，文字典雅古奥，所以它从撰成之日起，便成为一门专门授受之学。到了唐初，出现了第一位《汉书》注的集大成者——颜师古。颜师古，是南朝齐、梁和北周最通博的学者。他出身于学者世家，其祖父就是《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其叔父颜秦游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曾著《汉书决疑》十二卷。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曾奉李世民之命考定《五经》，撰成《五经定本》。《汉书》注是奉太子承乾之命而作的。师古在东晋蔡谟《汉书集解》的基础上，汇集了二十三家注，又取《汉书决疑》之义，加以己意撰成《汉书》注，此注问世后，深为学者所重，师古也被称为《汉书》的功臣。颜注《汉书》，集唐以前《汉书》注之大成，卓然为一大家，但也并非没有剩义。所以自唐代之后，宋代、清代学者继续作了许多研究，这些著作从各个方面对《汉书》进行了诠释补证，但都还不能算是集大成之作，直到王先谦《汉书补注》的出现，才基本上结束了《汉书》的注疏工作，完成了《汉书》注的第5二次集成。第二节王先谦及其《汉书补注》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晚号葵园先生，长沙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汉书补注》是其史学著作的代表作。王氏撰写《补注》，花了三十余年时间，此书出版后，印数很少。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用铅字排版出版，收入《国学基本丛书》中，1951重印；1983年9月中华书局根据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影印出版，分上、下两册，是目前容易找到也容易翻检的最好的本子。此外，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5年也出版了同样的影印本，也颇便使用。第三节《汉书补注》的学术价值《汉书补注》以“详”和“全”见长，其收罗之宏富，几乎可以说囊括了前人尤其是清人的所有研究成果。其对天文历法、人物地理、典章制度的考释尤能见出功力，此书的主要学术价值也体现在对这些方面的补注、考证、校勘、纠谬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旁征博引，补颜注之不足《汉书补注》系集注性质，称“补注”者，意为补颜注之未备也。全书引用了从隋代萧该到清代俞樾等47家著述，同时参订郭嵩焘至王先慎共20人的意见，对颜注作了大量补充，使《汉书》变的更加容易通读了。二、校订讹伪，纠前说之谬误除了补充颜注，《补注》的价值，还体现在贯通史事，多方参订，纠正史书或前人之谬误方面。三、校勘精审从宋代开始，《汉书》就被不停翻刻，所以到了清代，即有十余种版本。王氏引版本，今或有不存，因此，这些校勘文字是非常珍贵的，为我们恢复《汉书》本来的面貌或进——步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尤为可贵的是，补注在对校的同时，还使用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方法，或几种方法并用，比勘订正，得出了许多精彩的结论。总之，《汉书补注》摭拾甚丰，考证精严，是研读《汉书》者的必读之书。当然《补注》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卷帙浩繁，收罗宏富，《补注》中出现了一些失注、错注，不误而反纠正成误的情况，有的地方则对前人之说不加裁别、一一迄录，导致谬误，或者在引用前人成说时，擅自改易其本意。凡此种种，都需6要我们在阅读时有所注意。第十章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一节《乐府诗集》在收录作品方面的价值郭茂倩生平事迹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曾经做过侍读学士，是南宋初期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由他编撰的《乐府诗集》共一百卷，收录了从汉朝到唐五代大量乐府名作，也收录了一些汉朝以前的传说的古歌辞是成书较早、搜集最完备的乐府诗歌总集。《乐府诗集》将所收诗歌分为十二类，即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以及新乐府辞。从所收作品看，该书不只是载录民间谣讴，同时也载录了大量贵族乐章。比如郊庙歌辞部分就收录了一批汉代贵族乐章，它们全部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