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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厉以宁我与股份制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江平中国法治三十年我只坐在法律一边茅于轼自由的扩大与中国改革三十年资中筠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附录：资中筠的思想历程高尚全各种体制改革都要推进余英时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李泽厚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许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袁伟时盲目歌颂“中国模式”是很危险的“我们都是在还历史旧账”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1）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30年1月生于南京，江苏武进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3～1984年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主要著作有《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合著）、《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何处寻求大智慧》、《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等。上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看谁跑得更快的竞赛。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篇：“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权力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吴敬琏：为了制止垄断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除了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垄断的司法改革：下篇：“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吴敬琏：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三是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第三，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吴敬琏：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在我看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第三，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又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厉以宁：我与股份制（1）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1930年11月生，江苏仪征人。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2009年获得第二届“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主要著作有《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等。“无心插柳柳成荫”，知识青年返城带来的就业问题，让我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提出了股份制，但是我提出股份制并非权宜之策，而是在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中得出的结论。，所有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股份制我一直坚持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同时提出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改革的重点就是国有企业。厉以宁：承包制是作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股份制原来也有试验，但是股份制已经被批为“自由化”，就开始实验承包制。容易发生。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它不但没有改革现行体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行体制，加大了改革的难度。马国川：在多年的国企改革中，因为试图绕开产权这个核心命题，无数企业家沉沙折戟。当时全国对企业改革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种，是主张企业应该向股份制发展，从承包制走向股份制；第三种，主张实行租赁制；第四种，主张实行资产经营。我是第二种观点的代表。厉以宁：与“价格改革主线论”者将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不同，我们北京大学的学者认为，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应该把企业制度的改革放在首位。我们的理由是：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我国是短缺经济，存在较多的数量配额的情况下，价格和价格水平的调整对经济恢复均衡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厉以宁：现代企业制度有四句话内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归功于体制的改革，也就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是能不能说计划经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有。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体制改革和制度调整不仅不能止步，而且应该加紧推进。不改体制，制度难以维持，改了体制，社会主义不仅会继续保存下来江平：中国法治30年（1）江平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1930年12月生于大连，浙江宁波人。1948～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1956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回国后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重返讲台，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曾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现为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罗马法教程》（合著）、《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民法教程》（合著）、《沉浮与枯荣》等，主编《中国司法大辞典》、《商法全书》、《证券实务大全》、《商法案例评析》等书。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走向法律理念主义马国川：什么是法律理念主义？江平：所谓法律理念主义，就是把法律从工具、从制度变成治国的理念。江平：改革开放30年，无非就是两个主轴：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法治。江平：我只坐在法律一边（1）2007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居民吴萍拒绝拆迁，成为中国和世界上百家媒体的关注焦点。吴萍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江平教授在《东方早报》采访时说“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因被认为支持强拆重庆“钉子户”而招致广泛非议。此事发生后，江平教授接受了马国川的一次专访。一个国家既要有自由，又要有秩序，老百姓不能对于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个“钉子户”的关键问题是怎么能够得到救济，现在的法律上还没有现实的救济渠道。我们是法治国家，应该在法治的轨道里解决问题，包括抗争也应该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江平：我只坐在法律一边。厉以宁厉以宁[1-2]，江苏仪征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因论证倡导我国股份制改革，被尊称厉股份，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江平江平（1930年—）著名法学家，浙江省宁波人。茅于轼1简介茅于轼（1929.1.14—），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代表作：《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等。8个人主张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和定位。从制度框架看，市场经济是基于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之上的社会形态，它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资源配置和经济改革效率的层面，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众的义务是依法纳税，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公共物品市场，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般均衡。政治改革不应当是个敏感话题，如此，不利于改革深入和全民参与，公民应当可以用客观、和平、建设性的论调，对“一切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当政治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一方面政府要保持灵活务实的态度，要承认人权、清除特权；另一方面，民众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义务。李泽厚，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李泽厚哲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改革之路知识界“红卫兵遗风”影响太深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民族主义是个危险概念：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合流。中国文化大有希望重视秦始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