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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廉政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张晖何燕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精神、制度、风俗及人文素质。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我党把长期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提升到文化高度的崭新认识，它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形态的拓展和丰富。研究廉政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廉政建设的文化内涵，纯洁人们的精神境界，保证政治清明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通过考察中国廉政文化的发展脉络，以期对廉政文化建设作出有益的探索。一、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廉政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几千年治乱兴衰所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纵览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凡是吏治比较清廉的朝代，就会出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盛世”；凡政治腐败，官贪吏酷，往往导致政局动荡，民怨沸腾，成为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一个内在原因。因此，廉政，是古往今来清明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政治家的崇高理想。为了保证吏治的清明，中国古代创造了一套以施行“仁政”思想为核心的，包括选拔、任用官吏和监察等制度在内的廉政文化。这是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总的说来，传统廉政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廉廉政文化，属2于政治文化范畴。“廉”作为为官者之品德（官德或政德），有清正、俭朴、明察等多重涵义。关于“政”，儒家创始人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里的“正”，既有公正之意，也有正派之意。就是说，政治的根本要义就是公正无私、光明磊落。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了。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及孟子等历代大儒，既是廉政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廉政文化的实践者。孔子多次提到“仁政”思想，如“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阳货》）等等主张，就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孟子基于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君民同忧乐”的廉政思想。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宋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源头。《管子·牧民》篇说：“国有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以礼、义、廉、耻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成为历代儒家的重要政治伦理思想。而在四德之中，“廉”实际上处在核心地位。不逾节，不自进，自然包含了公正无私之义；廉者必知耻，知耻则知廉。可以说，儒家以“礼义廉耻”为廉政文化基本内容，以“仁政”廉政文化为核心。其次，在儒家廉政思想的指导下，在选拔官吏时注重官吏的道德修养，以达到树官德，纯民风的目的，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廉政风气。治民先治吏,是历代王朝共同的政治经验。这是因为,官吏的管理与权力的运用相伴而行。因此,官吏既要具备普通社会道德和基本的职业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扬清激浊、办事公道、救危助困等,又应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养成官德,也就是权3力道德,如清正廉洁、诚实无私、遵纪守法等。另外，中国古代的百姓视官如父母，因此，官吏的道德素质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广泛影响。正所谓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纯。鉴于官吏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这种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早在夏朝,统治者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廉政思想。西周在选拔官吏时,吸取夏商亡国的教训,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世袭政体的崩溃，封建官僚政治逐步形成，任用官吏时更加重视能力与德行。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的四大绳索，并强调“清洁于货”是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即用官时必须考虑“清廉”之节。秦朝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王朝,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独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职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由此不难看出,汉朝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德被置于首位。三国时,曹魏创造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此法至隋才得以终止。尽管该法在选官标准上过于重门阀家世，但对才德亦有具体要求。如西晋咸熙二年颁行的《诸郡中正六条举淹滞令》对官员的德行就有明确规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唐朝统治者在“德礼为政教之4本”思想的指导下,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其时,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等一整套职官管理制度中,每一个环节都高度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唐朝对官吏考绩的法定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标准，其中第三条是“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唐六典•尚书吏部》）。唐朝对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进行考核。《唐六典》规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过，立四等第而免进之：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在官吏考课方面,对“四善”的要求与唐代是完全一致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这位以重典治国治官著称的明代开国君主,也认为“礼乐者治本之膏梁”,在察举贤才时,“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第三，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是廉政文化的制度保障。中国古代虽然有廉政思想和鼓励选拔廉德官吏的措施，但专制制度的本质决定，仅靠思想的控制是不够的，权力失去监督往往滋生腐败。为了监察各级官吏的执政活动，弹劾其不法行为，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从而维护统治秩序，从制度上维护政治清明，保证官吏廉洁，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和严密的监察制度。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历史沿革中逐步形成两大主要系统：御史台系统和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台官、宪官或察官,职在通过弹劾手段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又叫言官或垣官，职在谏诤封驳，审核诏令奏章，对上纠正皇帝的决策失误。秦汉时监察制度已初步形成。秦时在中央设御史府，长官为御史5大夫，负责监察百官，在地方上设监郡御史。汉武帝时加强了监察制度，除在中央设御史大夫外，又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这三者互不统属，“职在典军师、外部诸君，无所不纠，封侯、外戚、三公以外无尊卑”[28]。地方上创立了刺史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为一个监察区，各设一刺史，刺史级别不高，但代表中央可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东汉时御史府改称御史台，属少府，地位提高，权力加重。秦汉时期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察制度得到发展。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成为完全独立的专门监察机构。废除了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谏官系统走向规范化、系统化，有了自己独立的机构——集书省或门下省。隋唐时期监察制度趋向成熟。隋设御史台、司隶台、谒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上设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由察院的监察御史巡回按察，形成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和门下两省，负责规谏皇帝，形成台谏并立的局面。宋元时期，监察制度得到强化。宋朝时中央设谏院，台谏职权相混，趋向合一，地方上设通判，监察地方官吏，直属皇帝。元朝时中央设御史台，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在地方上设立了行御史台，行御史台作为御史台的派出机构，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常驻地方，监察地方官吏，从而使中央和地方的监察机构浑然一体。明清时期监察制度更加严密，明时把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专门的监察机构，直接受皇帝统制，科道并立。地方上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监察网络。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上基本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的监察系统达到空前统一和严密。然而，在我国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相比而言，腐败文化的包袱则可能更6为沉重。江雪松（2005）就把我国古代的腐败文化概括为：传统文化中的贪渎文化，传统的血缘宗法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等几个方面，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此外，与那些占相对少数的廉吏相比，贪吏则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历史学家吴晗甚至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吴晗，1943）。回顾历史，可见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任务是何等的任重道远。二、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奠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从文化上反腐倡廉、清除腐败的根源，建立一个廉洁的始终保持先进性党，一个清正高效的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夙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在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并维护党的健康肌体的斗争实践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反腐倡廉的理论和政策，为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被围剿的境地。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党的任何腐败行为都可能导致生存危机。因此，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廉政文化建设即被提上日程。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为初创的中国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保证对人民利益秋毫无犯。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强调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2同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941年5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严肃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7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3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正式宣布把“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4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项基本政策之一。共产党和根据地民主政府应自觉厉行廉洁政治，“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这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以后，毛泽东强调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廉洁政府。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在尔后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几十年里，一直坚持不懈厉行廉洁政治，并成功地领导了建国后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初战，形成了五六十年代为世人仰慕和国人怀念的清新优良的党风、政风和民风，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1、确立了厉行廉洁政治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对共产党人来说，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