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中国当代文学笔记提纲第一节文化批判运动与文学的曲折发展一、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2日到19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通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茅盾和周扬分别总结了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的成绩；大会选出了由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毛泽东文艺思想被确定为新时代为工农兵服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文艺总方针；起到了继承革命文艺传统，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创造新时代文艺而奋斗的重大历史作用；第一次文代会被视为当代文学的起点。二、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武训传》于1950年12月在全国上演；武训终生以行乞而兴办义学，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不久，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开展对这部电影的讨论，《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相继发表文章批评这部电影；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1951年11月起，全国文艺界进行了范围广泛、声势浩大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文艺思想；对《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开了以政治运动对待思想批判、文艺争鸣的先例。三、第二次文代会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第二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四、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俞平伯是现代很有影响的一位红学家，在学术上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研究的方法乃至观念颇受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李希凡、蓝翎著文对此进行批评、置疑之时，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从针对俞平伯进而发展为针对胡适，由文艺界迅速扩大到全国思想战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五、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胡风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五四新文学战斗传统相结合，总结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1952年《人民日报》批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批评，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批判运动，不久就升格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79年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这是建国后文艺界历时最长的一场悲剧第二节政治的调整与文学的迷茫一、“双百方针”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具体内涵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这一方针的实施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从胡风事件的阴霾里走出，文学创作出现勃勃生机。二、反“右派”斗争1957年4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印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7月，毛泽东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随后，一场波及广泛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理论家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的文章也被定性为“大毒草”而遭公开批判；文艺界这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使我国当代文学遭到极大的挫折。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1958年3月，毛泽东提出“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第三次文代会认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最好的创作方法”，“不只适用于文艺创作，也适用于文艺批评”。四、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对文艺问题两次“批示”，认为文艺领域“问题不少”，“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久，文艺界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的运动；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几乎宿命般地逼近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五、《海瑞罢官》与文化大革命导火线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该剧“为彭德怀翻案”，“反对三面红旗运动”，全国主要报纸均予转载，成为“文革”的导火线。1966年2月，江青、张春桥等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宣称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1966年5月，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阐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第三节拨乱反正与文学的新时期一、“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提法源于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而真正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同属“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品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文革”灾难，描述了人们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其在人们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内在创伤，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二、“伤痕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作为新时期发出的第一声真实的呐喊，“伤痕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对“人道主义”的继承：“伤痕文学”对“文革”进行了全面、整体彻底的否定，使人性得以复归，“人”地位得到重新确认，继承了“五四”人道主义传统，最好地诠释了“文学是人学”的意义。第二，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了久违了的悲剧精神。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文革”结束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恢复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第二章诗歌第一节概述一、1949—1978年间重要诗人和他们的代表作郭沫若《新华颂》、臧克家《一颗新星》、冯至《西郊集》、卞之琳《第一个浪头》、艾青《欢呼集》、田间《天安门赞歌》《赶车传》、李季《杨高传》、阮章竞《新塞外行》、邵燕祥《到远方去》等。二、1949—14978年间诗歌发展概貌①流派的贫乏畸变：可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角度进行审视。先来看现实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使诗人们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乐感、自豪感，所以“颂歌”顺理成章地成了建国初期的主题。诗人们不对社会生活作辩证地深入观照，而是仅对生活的“光明面”浮浅地描摹，然后唱出千人一腔的颂歌。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使得诗坛的现实主义从单调贫乏到扭曲畸变，诗歌成了标语口号的罗列和政治概念的堆积，从而彻底丧失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再看浪漫主义，一些人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用神话代替理想，用矫情压抑真情实感的表达，催生了大批粗制滥造和伪浪漫主义的赝品。这种伪浪漫主义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兴起于50年代、风靡整个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也明显存在类似问题。由于往往从不当乃至错误的政治观念出发，狂热地憧憬着一种神圣伟大的“乌托邦”，脱离生活实际和社会现实，因而内容贫乏空洞，情感虚假不真。这种反现实的伪浪漫主义的取向，既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更背离了中国诗歌的传统。②体式的畸形化：虽然这一阶段自由体、格律体、半格律体、散文诗都还存在着，甚至还从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里移植来了“楼梯式”或“阶梯式”。但就总的趋势来说，却同样是扭曲与畸形化。这主要表现在对民歌体的极端推崇，使其在各种体式中居于一花独尊的特殊高位，在诗的体式上也就不能不发生扭曲与畸变。③诗美内涵的极端化：具体表现为美与善的严重分离，并把美与善分别推向其反面，变成工具和虚妄，从而失掉了美与善。首先，是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致使审美意象贫乏单一，诗歌创作往往是从某种观念出发，用矫情代替真情实感的抒发，使诗美蕴涵由崇高沦为虚妄。其次是艺术情感的贫乏和艺术个性的泯灭，诗歌艺术情感贫乏甚至虚化。第三，由于极端地追求诗的社会功利（善），致使善与美分离并分别被推向自己的反面，使诗美逐渐沦丧，变成了政治的工具。第二节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郭小川诗歌创作特色①鲜明的时代色彩，浓烈的革命激情: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他的诗洋溢着强烈而真挚的激情。诗人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草木，50年代，他热烈歌颂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黑暗永远地消亡了/随太阳一起/滚滚而来的/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向困难进军》）。60年代，他把对党、对祖国的激情化作对祖国钢都、煤都、林海、草原、边塞、海防的礼赞，对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歌颂，在《厦门风姿》中诗人以浓墨重彩描绘这座地处海防前线的英雄城市“满树繁花、一街灯光、四海长风”，“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从他的诗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历史的风云，而且可以咀嚼诗人关于人生、理想、生活、幸福的精辟见解。如《致青年公民》《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等②立意高远，哲理性强：他善于将从生活中领悟到的哲理加以诗意的表现。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无论是描绘现实生活图景，还是对重大社会命题进行诗的议论，都努力从自己的理解中提炼出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哲理，发人深省，促人向上。如在《青松歌》中，诗人赞美青松：“活着时，/为好日月欢呼；/倒下时，/把新世界建筑。”实际上是对革命战士高尚节操和英雄品格的赞颂，其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引人思索，耐人寻味。同类诗歌还有《望星空》《致大海》《白雪的赞歌》《致青年公民》等。③艺术上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诗人曾努力尝试过多种体裁样式，如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等，从中吸取营养，进而加以创新，以推动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更好地表达丰厚的内容，热烈的情怀。他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了他所独有的相当格律化的诗体――“新辞赋体”。“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增强了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了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如《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节奏感强而韵律鲜明，气势浩荡又婉转流畅，达到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第三章散文第一节概述一、本时期重要散文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碧野《天山景物记》、叶圣陶《游了三个湖》、茅盾《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欧行书简》、何为《第二次考试》、巴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冰心《樱花赞》；吴伯箫《菜园小记》、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王石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黄宗英《小丫扛大旗》、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唐弢《“言论老生”》、巴人《况钟的笔》、邓拓《燕山夜话》；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烈火中永生》、陶承《我的一家》、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杨植霖《王若飞在狱中》；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1949—1979年间的散文创作概貌①抒情散文的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56年和次年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了作家要回到个人性情、体验上的努力，并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第二次发生在1961年，并延续至1962年上半年。由于散文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成果获得丰收，散文作家在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普遍重视借鉴我国古代散文和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注重诗意的捕捉、情感的抒发和语言的锤炼。②报告文学的涌动：在主题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英雄们的热情讴歌；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本色和中朝人民的深厚情意；报告社会主义建设的喜人成绩；揭露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等。③杂文的沉浮：本时期杂文主要包括:歌颂新中国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针对人们思想问题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