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

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时间：2003-12-723:34:41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作者：黄旦阅读1291次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新闻思想史上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和分析，认为徐宝璜的定义重点是“事实”，从而要建立客观中立的报刊模式；陆定一定义的中心是“报道”，由此演变成“用事实说话”的基本理念和规范。范长江则是把“群众”置于首位，力求以此来探索新形势下党报工作的新路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定义是我国新闻学者首先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之一，从而为正确理解新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做出了不能忽视的贡献。可是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关于定义的讨论，大都局限于逻辑的层面：外延内涵或类和种差的反复考量。至于各种定义所产生的历史情境和定义者通过定义试图要表达的意义，居然被排除在所有讨论者的视野之外。此种状况直至最近仍无改观[1]。就技术层面而言，定义属于逻辑学的范畴，因而，逻辑的周密与否，当然是一个基本要求。但一个定义——若非游戏之作——就不只是逻辑排列，或者说，在逻辑的排列中总是有意无意、或隐或显蕴涵着下定义者对某一物质或现象的基本看法和构想。“所有定义均是特定的。它们与某些目的或某些情势有关，因此，仅适用于一个严格限制的领域或‘论域”，[2]。若套用格尔兹的话，定义里面实隐藏着一张“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3]。既然如此，讨论及运用定义也好，充满雄心壮志试图创造新的定义也罢，破解原有定义背后的意义之网是不可缺少的起码要求，否则就难以对之进行正确估量，严重者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今人之思度前人之意[4]，从而把一个本来有其严格限制的东西，不加细辨随意搬用。哪怕是其中的逻辑如何更加严密、准确的问题，如果离开其时的社会语境，撇除了定义者所处的现实状况，最终也只能是逻辑游戏。即便是那些严肃认真的“修订”、“创造”，学者的追求固然可嘉，若不审慎，其所持之“矛”，也未必真的对准了所设之“盾”。有时恰似一个拳击手，自己给自己挂了条沙袋然后飞抡双拳使劲击打。就是出于如上原因，本文结合社会和新闻实践背景，试着对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几个新闻定义做一番解读。不敢说一定正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的新闻定义讨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空间。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定义，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因为无论是下定义者还是定义提出的时间都具有历史典型性：一个是中国新闻学产生之时所提出的我国第一个新闻定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第一个新闻定义，其时间是1942年，恰恰是党报体制和思想形成之时；而最后一个则是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所提出的唯一一个新闻定义。徐宝璜：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若撇开一些描述性的说法，诸如《申报》的“新闻则书今日之事[5]之类，我国新闻学术史上第一个给新闻下定义者应该就是徐宝璜。何为新闻?徐宝璜的回答是：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6]。若从关键词分析，该定义由三个要件构成：事实、最近、阅者。但毫无疑问，“事实”是其基点。如此判断的理由可以很轻松地从形式或语法中获得。即“最近”和“阅者”只是修饰“事实”的定语，然而最有利的证据来自徐宝璜自己的解释：“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待解释，……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7]。至于“最近”和“阅者”两个要素，则是用来解决何种事实可被报道登载而成为新闻，说明“新闻固需为事实，但不必事事皆新闻”[8]的基本道理。可见，这三个要素是互为联系并分居于不同地位，若套用目今时髦的说法，事实属于本体层次，其他二者则是价值的层面。这也就难怪，徐宝璜会把“新闻之事实化”作为新闻事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9]。可是，徐宝璜却把其《新闻学》一书中的大量篇幅给予了“阅者”，尤其是新闻与“阅者”的关系而不是定义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事实”。这看起来不难理解。既然新闻须为事实之理极明，“无待解释”，徐宝璜不再在这方面多花笔墨自在情理之中[10]。同时，这样的处置，与此书重实际操作的基本定位也是相当吻合。但如果细细阅读该书而且与之新闻定义联系起来考查，其原因恐怕并不如此简单。《新闻学》的谋篇布局实际上正透露出徐宝璜的一个根本思路：新闻(事实)是与阅者联系在一起。也许生怕别人不明白这一点，徐宝璜在后来又特地加以说明：“新闻究为何物，关于此问题，可由两方面观察：即一由阅报之读者，而一由办报之主者。其答案则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1]。关于“新闻”为何只能从“阅者”而不是“办报之主者”观察，徐宝璜同样缺少直接的充足的理论论证。但依我之见，尚还不是毫无印迹可寻。徐宝璜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新闻纸乃是应社会需要而生”，“社会之需要既繁，固新闻纸之职务亦众[12]。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些看法，设定了他从“阅者”观察“新闻”的视框。宁树藩先生的下面这个观点是很富有启发性的：在中国历史上，当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出现时，主要是以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对新闻的研究，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13]。这也就是说，新闻的诸般问题是从对新闻媒介活动的研究中展开或附带而来。徐宝璜对于什么是新闻学曾有过一个界定，即新闻学就是“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14]。新闻正是由于属“新闻纸之各问题”之一而引起他的注意和思考。既然作为中心点的“新闻纸是应社会需要而生”，考察其所属具体问题之一的新闻，自也不能离开这一框架。所以，徐宝璜认定的新闻与阅者有关，从内在思路上说，是与对新闻纸的看法密切相关，是他“新闻纸应社会需要而生”论断的逻辑延伸。由此不难明白，徐宝璜译自美国刊物并录在书中“以备考证”的十条新闻定义中，为什么居然有九条都是明确以读者、国民或公众为依据和出发点[15]引。当然，按照徐宝璜“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16]的说法，也许正是这些美国人的定义影响了他。但无论如何，徐宝璜的这一想法至少是明确的，新闻只是与阅者有关的事实。既然如此，他等于公开宣称，“新闻究为何物”，与办报之主者——记者、编辑等并无直接干系。据此，徐宝璜的“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就有了双重含义：在显性层面，它是一个操作标准，意在说明什么是新闻及如何选择，解决不必事事皆新闻的问题。在隐性层面，它是一个哲学命题，即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物，它可以被。人注意从而被选择，但不可被办报之主者—一编辑、记者更改、制造或歪曲，否则就不是事实，也就不是新闻。上述或显或隐的双重含义，构成了《新闻学》一书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徐宝璜具体细致讲解“新闻之精采”和“新闻之价值”，传授怎样选择新闻以能吸引阅者之注意力。另一方面，为如何在操作上有效防止报纸记者、编辑对新闻的主观侵入煞费苦心。对此，徐宝璜首先是在总体上给报纸及报人做了明确定位：报纸者，社会之耳目也；访员者，又报纸之耳目也[17]。是耳目而不是嘴巴，意在说表明其职责不过发现、打探、追寻、记录新闻而已。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耳目，报纸就理所当然属社会所有，是社会之公共机关，从而从业者也就为社会公有之记者。惟此，报纸才不会以一己私利而歪曲事实。“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故“其布一消息，定力求正确与其完全”，“凡正当之议论且将于各方面平等发表的机会”，记者自己的议论，“亦必诚矣”[18]。因此，从将来报纸发展的方向看，走向社会化、“公共化”不仅是必由之路，而且是报纸进步的征兆[19]。与此同时，又为如何作好“社会之耳目”制定种种规范：“访员不仅采集新闻时，须审传闻之确否也，即编辑时，亦须谨慎据实直书。行文之间，既不可故意颠倒事实，亦不可随意穿凿附会，致与事实不符。编辑对于该新闻，如有意见，可于社论栏中发表之，或于新闻之后，加以附注。切不可将意见夹杂于新闻中，迷惑读者，否则亦为以假乱真也”。“新闻与意见，应绝对分离”[20]等等。报业的公共性，为全社会服务，事实和意见分开，是西方新闻媒介的一种职业追求，也就是他们常说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内容[21]。如果联系上述的徐宝璜的观点，不难看出，“新闻是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的定义背后，追求的也正是这种“专业性的客观中立”。实际上，当时抱有和徐宝璜同样看法的还大有人在。比如任白涛就把公共性视为是新闻事业的新一特质。“尊重公共性特质之报纸，其声价自益高大。若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色彩浓厚，不惟其事业难得健实的发展，且为社会所嫌弃[22]。戈公振提出，报纸的舆论和纪事，都来自于公共性。言论理应是国民的“公共意志”在报纸上的体现；纪事则要依照“公共需要”，根据国民之心理。体现“公共意志”，依照“公共愿望”，是报纸和记者的“天职”，因此，与徐宝璜把“公共化”作为报纸发展的趋势类似，戈公振则是以日趋“平民化’、“世界化”视为报纸未来的大致方向[23]。邵飘萍则把报纸的“公共性”问题和言论独立联系起来看。一方面，新闻事业作为社会公共机关，与任何国家机关一样，具有平等、独立的地位，任何人都不可加以压制；另一方面，报纸应发表社会各方面不同的思想言论，以使读者扩充其思想和眼界，得到各种思想参考。言论甚至不必和报纸自身的观点一致，这也是尊重言论独立、自由的一种表现[24]。恰如一位外国学者对该时期中国新闻思想所做的评价：民初以后，许多中国报人试图为其自身建立职业化模式时，实际上所构建的只是一种类似观念的东西，这种观念追求的是专业性的客观中立，以便在报业难以避免的党派性和政治性中安身立命[25]。需要补充的是，徐宝璜的此种追求，其目的并不在于为报业从所谓的“党派性和政治性”找一安身立命之所，而是要宏大得多。他试图通过新闻学理论和新闻教育，改造并重新构建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此书发刊之意，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要导新闻事业于正轨”[26]。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新闻业曾有过短暂繁荣，旋即因遭受以袁世凯为首之大小军阀摧残，落人了低潮。在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倾轧之中，报纸遭受种种的厄运。为生存也为利益，报纸或噤口结舌明哲保身，或背靠一派甘为所役。当时报刊的状况是：“议论与事实不相分离，好逞不衷事实不着边际之空论”；“一方面虽受政府之压迫钳制，而不能得言论之自由，一方面却具有无上之威权，可以任意污蔑人之名誉”；“主观之议论多，客观之议论少，又常以主观之主张，武断客观之舆论，以主观之见解，混淆客观之事实”，“因经济鲜能独立，不得不与某一方面，发生某种关系”，以“少数人之利益”，“抹杀多数人甚至一般之利益”，“丧失主张公道之勇气”[27]。还有一类被戈公振称为“自好者流”[28]的商业性报刊，声言不喜党派，求经济之独立，实质上唯利是求，连基本职业道德都把持不住：捏造专电传假新闻，内容低下，诲淫诲盗，“十而八九者，形式与精神均不成为一种报纸”[29]。由此来看，蔡元培先生对徐宝璜的《新闻学》所做的“破天荒之作-[30]的评价，同样可以用于其新闻定义，这不仅因为它初步揭示了新闻的本质，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客观事实为本位的新闻观，而且更在于徐宝璜以此作支点，展现了一个除弊革新的报纸操作和运转的基本框架。事实——阅者——社会耳目——公共机关这一链条，就是徐宝璜通过定义所表达的试图建构这种报纸的心路演绎过程。在徐宝璜新闻定义的背后，实矗立着一个“公共机关”式的办报模式——他所展示并引导的“新闻事业”之正轨和新闻界之新生面。今天看来，徐宝璜的新闻定义及其办报设想并不新鲜，尽管他“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31]，但其主要思想来源取之于“西籍”和西方的新闻实践则是无疑的[32]。格尔兹曾把文化的模式分为两类：归属型和目的型。前者强调的是对象征结构的操作”，这样才能使其大致贴切地成为那种在先的非象征体系的比照物，好比我们发展了水力学理论或给出了流程图便知道了堤堰如何起作用。后者强调的是象征符号关系表达的非象征体系的操作，好比我们依据水力学理论所隐含的规划，或者按照从流程图得出的结论来建造堤堰[33]。徐宝璜定义中所蕴涵的报刊建构模式显然是前一类，属“对象征结构的操作”，确切点说，西方商业化操作的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