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

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l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突出意义专门描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并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不仅仅因为我由于深爱自己的祖国而具有思维狭隘性，也不仅仅由于我头脑中现有的知识记忆更能诠释中国，而是由于对已有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来说，中国社会的社会历史进程具有最自然、最连续、最完整的特征。首先，在人类现存的文化类型中，只有中国是原生的文明，具有最丰富的文化积累，并且，由于中国自古就有一贯的唯物主义精神传统，比如，欧洲一直到卢梭才天才地发现了人类社会有一个自然状态的阶段，而中国早在《易传》中就已经详细叙述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因此，中国的各种历史资料遗存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其次，虽然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有外来因素加入，但在总体上保持了人类史上唯一稳定的、连续的进程，因而其历史进程具有最深刻、最完整的意义。由于以往对人类历史的解释主要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是建立在非连续文化基础之上的，因此，便不能解释人类完整的历史，这就是连马克思在面对亚细亚文化时都会变得糊涂的原因。再次，中国虽然没有形成奴隶制国家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但却是世界上最完整地经历了人类各主要社会制度的社会，也即有过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并进入和保持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形态。因此，不了解中国，就不能完整地理解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就不能形成新的思想革命。一切不理解中国的人类文明史学，都是残破不全、缺乏起码说服力的学说。l排斥两种经典思维方式的艰苦性当我们今天试图站在人类整体的角度看问题时，至少有两种经典思维方式会始终严重困扰我们的思想。一是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由于其古希腊以来的悠久历史而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全球化进程而形成了世界性的思维模式即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曾经在世界范围打破了各种地域性的狭隘思维，造就了从世界范围思考的思想解放运动，形成了世界性的思维规范，但是，由于欧洲中心主义本就是一种地域性的思维，虽然一再用古埃及的和西亚的等文化进行补充，在全球化扩展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然而，由于其外来文化根底、地域性基础、奴隶制意识和殖民强势，便不可能冷静地从人类整体研究问题，通常，与欧洲中心主义不相同的思维都被片面地视作了愚昧的、落后的、混乱的和不科学的思维。当我们与坚信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人士研究公孙龙子、墨子的逻辑学和佛教认知方式时，所得到的结论永远是他们的不足，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短处。人们更习惯于以亚里士多德为标准去研究公孙龙子、墨子和佛教，而不是相反，也不会把他们平等地独立看待。当我在说中国历史的完整性时，人们会首先下一个是荒唐想法的结论，并认为我是极端民族主义偏见，是一个院外的、业余的理论偏执狂，而不会认真地考虑其合理性。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今天研究理论时用的基本逻辑和概念形式都是从欧洲来的，并曾经大大解放了我们的思想，造就了现代精神文明，欧洲中心主义几乎渗透到了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血液中，因此，当我们试图换一种能够包涵世界各民族思维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思想时，欧洲中心主义便会经常成为强大的左右力量。从这一角度来说，除了欧美，只有在中国，而且也只能在中国，才能产生世界性的、全新的哲学精神，因为，只有欧美才可能认真地反思自己的全球性思维，只有中国才能凭借文化的天然底蕴和传统融合欧洲中心主义。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会严重干扰我们思想的另一个经典思维方式是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是我们即使并不完全认可前人所言的正确性，但仍然会习惯地把某个伟大前人的片言只语作为公理和逻辑前提，并以此进行自己的脱离前人本意的发挥。一方面，这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能更具有权威性和容易使人接受，即增强理论的权威性和说服力；但另一方面，也总是不得不受到前人的牵制，不能真正说明自己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会经常地简单扼杀思想的创造性，会造成对前人的误解，会使自己成为保守主义棍子。在中国，自汉朝独尊儒术之后，特别是宋朝理学泛滥之后，微言大义几乎成为了思想的基本方式，孔老夫子在各个典籍中留下的并不多的语言成了微言大义的不可穷尽的源泉，到康有为更是几乎彻底抛弃了孔老夫子的本义，利用孔老夫子的权威性闭着眼睛说自己的话，但他终究只能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当马克思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面前陷入理论痛苦之后，有多少天才的理论家不是从东方真正客观的历史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耗尽心血地试图证明马克思这一不得已的概念的正确性。由于微言大义思维方式的驱动，天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一定要从陪葬墓中可笑地找出中国发达的奴隶制。可见，要突破微言大义的思维方式将是多么艰难。l文明与国家的形成当我们在说中国的历史时，不仅仅是指被普遍认为的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的演变史，而且也是指中国所处的特殊地理区域内的演变史，这个特殊地理区域包括喜玛拉雅山脉以东、西伯利亚以南大陆及其附属岛屿，其核心地区是黄河、长江流域。之所以具有这样两个层次的意义，是由于这一地理区域具有相对封闭性，并形成了在总体上具有统一性的中华文化，其演变过程具有连续性。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个性特征至少在山顶洞人遗存中，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山顶洞人属于族群社会前期开始向族群社会后期过渡的时期。山顶洞人遗存中最重要的是鱼钩、骨针、饰品、钻孔石器和安葬方式。鱼钩是渔猎发达了的表现。骨针和饰品是服饰开始成熟的表现。钻孔小石器是饰品中的特殊品种，是富有个性的石器，但是这种石器并不等于新石器，它是中国玉器文化的历史前奏。钻孔石器是磨制石器，最重要的是它的钻孔，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饰品而不是工具，暗示了中国将不会走向巨石文化。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国便出现了大规模城堡和城堡群，呈现出了大规模城堡遗存星罗棋布和区域集中的特征，不仅标志着中国已经形成了文明，而且也已经进入了国家社会，即考古学家所说的古国时代。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存是玉器、陶器、家种、纺织品、高土建筑、土木结构建筑、夯土和大规模墓葬。玉器的发达既是石器制作工艺高度进步的结果，也是文化向精细化发展的突出表现，同时，也是中国远距离商业贩运和文明形成的突出表现，构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玉器时代。陶器的发达和玉器几乎有着同样的意义，特别是实用陶器与礼器陶器的开始分流，一方面说明了宗教文化的重要性和社会集中意志的形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发达的礼器文化已经成熟。家种的形成标志了发达的农业技术，既反映了农业的规模化、稳定化，也证明了在文明发生过程中，金属器并不是必要条件。纺织品的发明和成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因素之一，对以后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高土建筑有两种情况，一是通过掘土形成的下陷式庞大土方工程，如深壕等，但主要是通过垒土形成的突出式庞大土方工程，如高台、城墙等，通常，这两种情况是结合一起的。虽然中国没有形成巨石文化，但高土建筑却较之巨石建筑有着更简便易行的优点，更容易形成庞大、普遍的建筑物或建筑群。以高土建筑为形式的城堡和城堡群构成了中国国家社会文明的主要特征，也是早期文明普遍追求大型化趋势在中国所形成的特殊形式，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土木结构建筑和夯土技术则是高土文化的另种表现，土木结构建筑后来与发达的陶器文化结合发展成了砖木结构建筑，夯土技术则使高土文化获得了巩固、发展和更大型化。l玉器时代玉器是特殊的石器，它的出现标志着石器的精细化发展达到了最高峰。玉器不在于玉石的发现，而在于其加工、使用和流传。在中国，虽然没有发明黄金，但玉器却构成了一个时代，其加工奠定了以后以精细为特征的文化基础；其使用奠定了以后以温和、中庸为特质的观念基础；其大范围、远距离的流传表明了商业的发达。l炎黄时代，核心部落时代炎黄时代是中国的传说时代。虽然有关记录包含着不少神化成分，但其基本结构和内容是符合历史进程规则并真实可信的，当我们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时，这些记录的丰富性就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历史轨迹。在炎黄时代之前，是燧人氏、有巢氏等的时代。所谓炎黄时代，实际上是后来演变为了中国主流文化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核心部落时代。这并不等于整个中国是在炎黄时代才进入核心部落社会，在长江流域，进入核心部落社会的时间可能更早。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除了以黄帝、炎帝为领袖的核心部落以外，还有蚩尤、共工等核心部落，只不过是最终由黄帝所领导的核心部落取得了部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地区性的部落统一。黄帝的部落扩张战争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战败部落实行驱逐，一是由他的儿子们分领或建立新的部落。这两点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l尧、舜、禹时代，方国时代尧、舜、禹的时代是中国的方国时代。所谓方国时代，并不是说之后就不存在方国，而是指帝国建立以前的国家社会时代。尧、舜、禹的国家，是方国时代众多方国中的一个，是继承了黄帝以来传统的较大规模的方国。因此，我们并不能得出尧、舜、禹的国家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的结论。之所以说尧、舜、禹所领导的是国家而不是部落，是因为，第一，尧、舜、禹并不属于同一个部落，他们所掌握的只能是国家政权；第二，所谓的禅让制度是国家领袖的民主更替制度；第三，舜对鲧的刑杀已经是国家刑法；第四，禹长期在外的治水、征战说明已经有了国家常备武装。所谓禅让的过程，实际上是充满了权谋斗争的过程。舜继承尧的领袖地位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他以孝德和机智战胜了他父亲瞽叟和兄弟象的阴谋，不仅让舜禅位与他，而且，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但是，获得了领袖地位的舜并不是仁而不威的，他用强力手段镇压了象，用刑杀的方式使英雄鲧致死。当禹培植了强大的势力后，不仅迫使舜让位给自己，而且把舜流放到边远地区，甚至连舜的两个妻子都不能随行。禹对舜的取代以往总是被强调为和平方式，其实，这是往禹身上强行贴金而已。禹对舜的取代是以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为基础的，是用旧形式达到新目的。所谓治水，其实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设，一是向四方的疆土开拓和征战。鲧的“堵”并不能被理解为真正的堵水，而应该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疆土保卫战略，一方面是对已有的灌溉体系的维护，一方面是对已有疆土的单纯防守，从而不能彻底杜绝灌溉体系的破坏和外敌的侵扰。禹的“疏”则相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疆土扩张战略，一方面是通过疏通水系使灌溉体系进一步规模化，一方面是以侵伐和建立联盟的方式扩展势力范围，即主要不是通过屠杀而是通过强制的盟约建立新的国家统治体系。当禹取代舜后，他建立了一系列新制度特别是九鼎制度，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但他并不自己直接建立王朝，而是用改变权力继承制度的方式，把国家的最高统治、管理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禹的这种以实力为后盾、以两三代人完成变革的缓进方式，几乎成了中国后来所有成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基本模式。由于禹并没有以灭绝的方式消灭其它国家和部族，而是让他们继续以方国或属国的形式存在，实行一方区域统治和管理，实际上就是分封制的开始，是用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建立了帝国制度，抑制了奴隶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并没有形成奴隶制国家社会，也没有依靠奴隶制建立庞大的帝国。l先秦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国家社会，西周封建革命先秦时代是从夏朝建立到战国结束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可以分作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四个阶段。从基本特征来说，夏、商并没有大的区别，都是以一个主要方国为核心的联盟帝国。主要方国在夏为夏，在商为商。核心为朝。夏朝是以夏人的国家为核心的帝国，商朝是以商人的国家为核心的帝国。如果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来说，夏朝和商朝实际上就相当于邦联。帝国的凝聚力决定于方国对朝的认可和朝的实力威慑。在商朝建立以后，由于商人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反叛者，所要面临的是空前沉重的历史性政治道德压力，因此，就处在了强烈的躁动和危机意识当中，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其频繁的大规模迁都行动中。每一次迁都都意味着商人自身实力的增长，意味着对所统治方国的实力威慑能力的增强。当商人在殷建都后，终于稳定了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稳定，可以由规模空前庞大的商城（殷）遗址得到说明，虽然他们之前也已经建设了庞大的都城，但规模都较之（殷）商城要小。然而，仅仅是实力政策并不足以维持和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因此，殷人更加强化了精神统治，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反复地强调德政；二，反复地强调其一切行动都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