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3)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3）何宗海三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文社会制度形态的嬗变,遵循着一条有序的历史发展规律。如同地震，尚不可预测，它具有释放能量的功效；能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在某个时期，某个地点总要爆发。在800年一次的历史性轮回中，元朝正处在了这个“地震断裂带”上。元朝存亡的100年间，中国人在认识和适应这个规律的过程中，没有应时的制度构建设想，不仅缺乏秦、隋时代的开拓开明之举，而且极端崇尚武力镇服，既缺乏文化传承，也鲜有制度创新；错失机缘，导致往后的500多年间，在明清更替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愈演愈烈，封建文化积淀成了传统；两次鸦片战争的上演，也就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辛亥革命无疑是东方民主时代的第一声春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进步。民国初年那一幕幕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格局，彻底宣判了以士人政治为核心的制度形态的终结。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本导向的社会制度形态开始萌生、孕育。孙中山原本是一个海外归来的靠手术刀给人治病的医生，“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34]。而他借助在西方生活的经历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振臂一呼，10年间，统治中国270多年的大清王朝便土崩瓦解了，和这个王朝一同瓦解的，还有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体系。然而，封建社会制度形态并没有与此同时土崩瓦解，就像唐山大地震之后的数十年还在发生余震一样。辛亥革命是一场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不仅仅结束了千年的封建统治，更将要适应并引领一次新的社会制度形态的历史嬗变，肩负起“千年变一回”的历史使命。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的基本思路。这个由“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构成的大纲，是参照日本早期的宪法框架制定的。为了体现“大权统于朝廷”的立法旨意，删去了日本宪法中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以光绪帝名义颁布。这对于2000多年来，以封建统治为传统的庞大帝国来讲，也算是一个进步。后来颁布的《十九信条》，较《钦定宪法大纲》又有了明显的进步。《信条》借鉴了英国宪法某些精神，实行责任内阁制，限制了君权。由于革命党在全国的运动已经开始蔓延，预备立宪的“和平演变”还在酝酿之中，清朝便朝亡政息了。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清朝的消亡是“一个帝国死于一场感冒”，不如说一个社会制度形态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1905年11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主张。之后，于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1周年大会，孙中山在演讲中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说：“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10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20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18、9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孙中山的本意是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定名为“民国”。1912年1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以民主体制建国的新国度。其后复辟帝制的企图无一不以身败名裂告终，民主与共和体制从此开始在中国生根。尽管，孙中山先生及中国第一代现代化先驱们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理想，即使到了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待完成[35]。民国在民族历史长河里的位置和价值不容忽视。审视中国社会制度第三次嬗变的过程，不得不审视颁布于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建立在封建社会废墟上的《临时约法》，不可能是当时社会各政治派别、各阶层、各阶级基于民主、共和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产物。其历史意义在于通过立法程序，确立了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组织形式．以及人民的民主权利；其实践意义在于在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以法治国的先河；其宪法意义在于实现了宪政原则。它体现了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体现了民主精神。首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也首次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历史历来都是由人来写的。在唐初，“以史为鉴”的太宗李世民安排他的史官们编篡《周书》和《隋史》，两部正史却对同一历史事件和同一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产生了大相径庭的结论。从此便引发了人们对正史真实性、客观性的置疑。书是写给人看的，看了让人信才是好书。一部40年民国史，两岸100年喧哗声，功过是非，沸沸扬扬。当局者是没有不迷的，唯有旁观者清。谁是旁观者？人们，尤其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在评点历史时往往会主观地挑剔历史的局限性，提出“如果这样会怎样，如果那样又会怎样”的假设；或站在这个立场或站在那个立场，自觉不自觉地会给历史这样那样的伪装，往往搞得真实的历史面目全非了。历史有局限吗？历史是没有局限的。你今天之所以看到了历史的局限，是因为你在历史之外旁观历史，假设历史。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历史没有局外人，只有后来人。客观地说来，100年前满清政府的灭亡，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在东方的胜利或是封建统治者因接受了什么新的人本思想观念而主动放弃历史舞台的义举，而是封建帝制已走到穷途末路，完全丧失了治理东方大国的能力，“气数已尽”。皇帝被赶走了，孙中山引进西方民主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西方民主在这次革命中的积极贡献是，阻止了新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重演，击败了有人借革命之机重新登基做皇帝的企图。辛亥革命至今整整100年了。100年以后，生息在海峡两岸以及全球各个角落里的炎黄子孙们，都在忙着纪念这场伟大的运动。其中的功过是非，自说自话；两个当局就像是两个在恩恩怨怨中纠结了大半辈子的兄弟，分别跪在双亲坟前诉说着父母的恩德，在偶尔对视的眼神中，依旧闪烁着互不信任的猜忌。稳定的社会制度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对既定目标的守望。制度化民主是辛亥革命要实现的核心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前提是，社会制度体制的构建，必须适应社会制度形态嬗变的客观规律。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将清王朝所代表的那个古老的东方封建专制制度连同他们的辫子一同彻底割去了。至今让史学家们追思不已，并且提出诸多异议的是，辛亥革命的政治诉求问题，以及是共和立宪好还是君主立宪好的问题。中国历史进程选择了共和立宪，好与不好已不再重要。100年后回过头来看，无论是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都是民主政治的需求。有人总结说，当年梁启超先生在与革命党论战的时候认为，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都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君主专制。作为一个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先生是公正而富有远见卓识的。“清末民初辛亥前后的人们对宪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权、法治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之深入，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许多他们那时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在今天还是显得振聋发聩，十分前卫。”[36]事实上，晚清政府的近代化努力，已多少具有了民主改良的意味。这种近代化努力，最初表现为洋务运动，后来是戊戌维新，再往后是清末新政。清末最后10年所推行的新政，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清末新政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那天起，至今整整100年过去了，政治体制改革似乎依然是个响亮口号！是的，“一个社会接受一种信条不容易，接受了之后要真正实践它们更不容易。对一个社会发展来说，第一步是核心价值成为社会主流，然后是使其成为现实。在核心价值没有成为主流时，要使其成为现实，难度自然更大。一个社会可以说它信仰什么，但不等于它拥有什么，或者不拥有什么”。[37]国家政体走向民主化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可以说是人心所向。就像2000多年前中国要选择统一,秦朝就出现了、1300多年前中国要选择科举，隋朝就出现了一样。民主共和是当代社会的选择，不是一个人或一党一派的选择。然而，中华民国在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却只坚守了38年，像秋风中的落叶，飘落到了东南孤岛上；和民国一同飘落到孤岛上的，还有象征着2000多年中华民族文化香火的孔子第77代传人——第32代衍圣公孔德成。如果说执政经验欠缺，对于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的这一代革命党人是个问题的话，那么，对于秦始皇及秦朝和隋文帝及隋朝就应该不是问题了，但他们却更是短命的，一个只有15年，一个只有37年。在这第三次制度形态嬗变期，离开了民主，离开了民主制度，离开了民主制度形态，一切都将无从谈起。无论是站在过去、现在或是将来看，封建制度的覆亡，就是为民主制度和民主社会制度形态让路的。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初，受到了来自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和辛亥革命成功的鼓励而兴起的。当时的中国青年一代，只具备了思潮——少数人的青年人的思潮，而不具备意识——多数人的全社会的意识，所以收效甚微。人类社会进步的正真历史原因不是一个英雄或几个精英的出现，而是英雄的力量和精英的思想变成为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共识和行动。尽管这样，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以及对民族民主进程的进步意义仍然不可低估。也正是有了这场运动，中华民族才近距离地接触到了现代民主，才更清晰地认识到了其实中国不再需要皇帝或君主，不再需要封建专制。作为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唤醒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民主意识。五四运动以来的90年多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没有民主到有限民主、从没有民主制度到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从没有民主意识到不成熟的民主意识、从没有民主传统到民主逐步成为传统的转变。今天谈论民主，人们仍然会觉得民主很现代，很时髦，很奢侈。其实，民主对于整个人类来讲，已是一个很古老的现实，它并不是100年前才有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西方民主与东方封建几乎是同期而至的。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就有一个幽灵，一个西方民主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雅典民主以来的2600年人类文明发展史验证了，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几乎唯一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雅典民主的短暂成功给了西方民主一个理想的框架，就像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短暂成功给了东方一个大国的框架一样。在西方民主历史上，专制的僭主政治曾经为古希腊走向城邦民主扫清过道路。这一历史现象说明，西方民主是西方民众在与旧的贵族专制统治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民主的实现仍然是以阶段性的权威专制统治作为制度和秩序保障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样，对于中国历史而言，专制也是一种传统。民主是西方人千年以来的生活习惯，毋庸忌讳，专制也是东方人千年以来的生活习惯。不要忽略了传统的力量。中国本来是封建专制国家，在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上，一次次地表现出封建专制的倾向，是由历史的惯性造成的一种必然现象。比如袁世凯借共和重新登基做皇帝，张勋搞复辟等等。因此非常可惜，孙中山辛辛苦苦在中国土地上播种下的夏威夷咖啡种子，来年收获的却仍旧是乌龙茶。恰好应征了那句中国古话：“橘生南国为橘,生北国则为枳。”希腊人首先采用的“直接民主制”，开创了“所有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抽签选举制度的先河，对于避免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公元前6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民主时代”的到来，古希腊步入了全盛时期，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战役等对外战争的胜利，通过掠夺强化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局面，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和广泛程度上应证了这种民主的可行性。对外扩张的胜利成就了希腊海外殖民地城邦的建立，也成为“民主政治”的理论渊源和精神支撑，即以掠夺“回馈母邦”[38]。认识了西方民主的渊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哥伦布一朝发现美洲新大陆，印第安人顷刻间流离失所，二百年遭受灭顶之灾，而郑和七次下西洋，用性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了源远流长的东方友谊之路；就不难理解这个地球上到处都是西方人的殖民地，而民主之光普照的地方，土著人无一例外地受歧视、被奴役的历史；就不难理解西方列强并不满足于蚕食中国沿海领土，进而八国联军进京火烧圆明园的情景；就不难理解有人一面叫嚣着维护人权，一面武力涂炭海湾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当地球上没有了殖民地可供扩张的时候，当所有资源都拒绝野蛮掠夺的时候，便是西方民主彻底衰落的时候。到那时，西方人不得不撩开他们民主的神秘而虚伪的面纱，回归“母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