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专题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一、“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历史渊源：“五四”新文学[1]发生于古今交汇、中外交融的背景之下，所以既要看到其接受西方文学思想影响，并向西方文学学习的过程，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将其视为文学传统的某种新变与新生。一直以来，大家对于“五四”向西方学习借鉴[2]的方面看的很透彻，但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其内在思想渊源的检视，所以，我们本话题的内容和意义便在于更多看到“五四”新思潮之所以发生的具有“本土化”[3]意义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演变，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五四”，兼而反省“五四”以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近年来，关于“五四”文学思潮以及“五四”新文学的前端已经被确定在了晚清，如王德威所说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但实际上，作为思想的发展以及文学的演进，“五四”新思潮的思想渊源可能还要远远越过晚清，直抵晚明。当年周作人就以为现代散文（美文）的渊源可以直追至晚明小品文[4]，而后来的庞朴则以为，中国明清之际便出现过启蒙思潮或者叫早期启蒙思潮。那么，就目前的理解来看，明清以来，究竟有那些东西可以成为后来新的发展的萌芽和推动呢？首先，明末清初的“易代”现实，催生了具有“启蒙意识”的思想转型。可以鲜明看到的是，明代政治的暴虐导致了明代士风的“偏执，奚刻”以及明代知识分子人性上的缺损，而明清“易代”的残酷现实，则使晚明知识分子当中，以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生成了强烈的自省与反思。赵园[5]曾指出，“王夫之看出了明代士风的偏执，奚刻——不但殊之宽裕，且舆论常含杀气，少的正是儒家所珍视的中和气象。他更由政治暴虐，追索造成上述人性缺损之深困。”所以说，“明代政治的暴虐，其间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引发了富于深度的怀疑与批判；而‘易代’提供了契机，使对于一个历史时代的反顾、审视成为可能。”（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因此，回到康德所谓启蒙就是“敢于认知”的说法上来，这种通过自我批判来进行社会批判的思考，实际上就是庞朴所谓“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初萌。按照康德的观点，启蒙就是“人之超脱于它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状态”，“勇于认知……鼓起勇气去使用你自己的知性”作为启蒙的格言，实际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人能够或可能“不靠他人的指导、自信妥善地使用他自己的知性”（《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当然，晚明封建士人对自己如王夫之等一样的逼视和反省，可能并没有达到康德所谓“启蒙”的“超脱”的层面，因为他们还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原本根深蒂固的“为王者师”或“为王者吏”的政治角色，但无论如何，如此可贵的自省与反思当中所蕴涵的社会批判尤其是自我批判，却的确形成了某种具有“自我主体启蒙”的“问题意识”，由此带动了封建知识分子角色和思想的某种有意识的转变。有意味的是，“五四”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实际与晚明时期这种集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于一身的“启蒙”意识有着一种遥远的呼应，就像我们从陈独秀、鲁迅以及胡适等人身上可以看到的，他们同样是在一个具有“易代”性质的时期里，同样从“人的发现”体会到了自我和社会的不足，并经由某种特殊的“国民性批判”，开始了对传统、对社会乃至对自身的大力批判。换句话说，与晚明启蒙思想初萌的动力一样，仍然首先是某种现实的刺激和目的，催生或引发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与社会批判，使五四的“启蒙”得以成为一种席卷性的思潮，掀起了一个新文化的巨浪。而同样是基于此，“五四”启蒙实际上也由于更多的“为人生”的目的，并没有真正达到康德所谓“超脱”的“知性”层面。甚至可以说，之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中会重新扯起“启蒙”的大旗，都与一直以来被现实功用性所左右的具有悖论性的“启蒙意识”息息相关。其次，同样是“易代”的背景，也形成了清代学术思想中的科学精神。如梁启超所言，晚明学风“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昭昭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清代学术概论》，所以，在亲身经历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历史惨痛之后，由明入清的大儒们便有了一种特殊的思想选择，并由此形成了有清一代贯穿始终的“重证据”、“求实证”的学术思想，“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就今天的角度而言，虽然这种后来成为“朴学”[6]的学术思想终于不断成为一种僵硬的学术规范和手法，但当时其中所内涵的科学精神，却对中国文化与学术中科学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梁启超所言：“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种科学精神的一个表现还在于其中所蕴涵的怀疑精神[7]。阎百诗用几十年时间完成的《古文尚书疏证》等，“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清代学术思想带来了巨大影响，“中国人向来对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一下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使相引于无穷。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的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回到“五四”来看，鲁迅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也正是这种一种精神。清代学术思想中的科学精神对五四的影响甚至是可以显见的。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曾总结：“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后来胡适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中，则明确提出所谓“整理国故”便要继承这种“科学的方法”：“‘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钱大昕的古音之研究，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都是科学方法的出产品。这还不是‘自觉的’（Unconscious）科学方法已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若能用自觉的科学方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来研究国故，将来的成绩一定更大了。”直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胡适在一次演讲中还说道，正是因为有一个“科学的传统”，一个“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的怀疑，小心求证的传统，一个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使我们当代中国的儿女，在这个近代科学的新世界里不觉得困扰迷惑，反能够心安理得。”（胡适：《胡适文集》）所以，由此当我们在“五四”中重新去看所谓“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时候，上面书写的可能便不仅仅是西方的文字了。第三，清代中叶以来中国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界所形成的变革要求，直接在现实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求变与新生。清初叶燮便曾明确提出，包括文学在内的学术发展的基本轨迹是“踵事增华”：“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致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此如治器，切磋琢磨，屡治而精，不可谓后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叶燮《原诗》[8]）而至清代中叶，中国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历算均有了很大的成就，而知识的增长和视野的拓展，便带来了观念与方法的更新要求，基于有清一代“经世致用”的思想基础，伴之以今文学的发生，在“睁眼看世界”并隐隐感到历史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之后，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就产生了破除因袭、求新求变的变革要求。如梁启超所说，当道光年间人们还“醉梦于承平”的时候，定庵则“忧之傻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他与魏源等都深刻地感觉到，“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固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即有以异。自此，还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至光绪间实行，则今新疆也，又著《图志》，研究蒙古政治而附以论议，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故后之为今文学者，鼓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魏源深以龚说为是，强调思想的新创就是“逆”，逆古人，逆风俗，逆时运……也表达了实现学术新变的强烈要求。由此可见，中国文学与学术思想早已经开始了的求新求变的追求，也许正是一种内在的、足以开创新纪元的新文化的源流。二、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政治话语：柯灵[9]曾在《遥寄张爱玲》中无意勾勒了一下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轨迹：“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故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而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其实直到建国以后，这种文学与政治“因果难分”的局面也并没有得到改变，甚至在“文革”十年中愈演愈烈，达到极致。所以，无论怎么看中国现代以来的新文学，其中的政治话语，始终都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因为话题较大，所以我们只是选择现代以来的“政治批评”作为切入点，来简单审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甚至决定。首先我们要看到，因为现代中国是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政治因素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对同样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影响最深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一切从政治出发，一切以政治为导向和标准，一切以政治为核心”。因此，现代以来的大多文学家与批评家，都在现实政治斗争浪潮的席卷之下，有着典型的政治心态——政治心态成为文坛上的主导心态。也就是说，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众多的作家、批评家们，由于更多地受到了社会环境中政治因素的影响，都形成了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能够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或革命的前沿，以文学为园地，以文学批评为喉舌，成为政治斗争的弄潮儿。比如，“五四”前后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郑振铎等，都是抱着改造社会、拯救民族危亡的政治动机来从事文学活动的，他们创作与批评的起点和目的都与现实政治活动直接相关；而沈雁冰、瞿秋白、蒋光慈、夏衍等则首先是以革命活动家，或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的，包括后来的冯雪峰、周扬、胡风以及其他许多作家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出身、不同的道路，但最后都走上了政治批评的道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里，这一心态也是一直延续的甚至直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10]、“反思文学”[11]、“改革文学”[12]等，创作者和批评者们一样，也都是站在鲜明的政治立场来思考文学问题的。举个例子来说，新时期文坛的主将，大体以两类身份的作家组成。“一是在50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的作家……。他们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80年代文学的另一重要力量，是‘知青作家’的一群。”（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两支队伍共同以“伤痕”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控诉的表达主要有两种：其一，知识分子或国家官员受到迫害；其二，知青成为文革时代的“牺牲品”。因此，《伤痕》作为知青创作的“模板”便也成为了“伤痕文学”的模板。“四人帮”的罪恶给王晓华留下了亲情与爱情的两条伤痕，文革中对人性的压抑和损害在很多知青伤痕作品中便以爱情的凋零为抒写方式，在新时期初掀起了知青呼唤“爱的权利”的热潮，于是像张抗抗的《北极光》这类爱情的故事便构成了1981—1982年文学批评的一个“热点”。批评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小说主人公陆芩芩在面对爱情选择时的道德问题。曾镇南在《光明日报》两度发文，不但认为陆芩芩“这个人物和她的爱的追求，是非常虚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