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

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李春玲【内容提要】大量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隔离现象，那么中国社会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如何？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分析了改革开放后4个年度的人口调查数据，结果发现，我国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在逐渐下降，女性在不断向白领职业领域扩张，而蓝领和半蓝领职业的性别隔离状况却在继续维持，但性别隔离仍然存在。【关键词】职业/性别隔离/女性职业变化趋势大量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隔离现象，这种现象在各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并长期持续。学者们最早关注的是职业的性别隔离问题，他们发现，某些职业主要是以男性为主，而另一些职业主要是以女性为主，这种隔离现象导致了男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又发现，在行业、部门和机构单位之间也存在着性别隔离现象，而且在企业组织或机构组织内部的职业岗位分配中也存在着性别隔离，这些领域的性别隔离同样也影响了女性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中国社会也存在着职业的和其他形式的性别隔离现象。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职业的构成、产业和行业的构成，以及单位部门的构成也相应改变，这些因素对职业性别隔离产生了影响，而职业性别隔离状况的变化必然影响女性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发生了什么变化？目前的状况如何？有哪些原因影响了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如何减少职业性别隔离？等等。本文采用的数据资料是历届人口普查数据（1982、1990和2000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理论解释与研究方法职业的性别隔离一词最早是由爱德华·格罗斯在1968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意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类别，担任不同性质的工作①。格罗斯以及其他的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现代西方社会的劳动力市场是性别隔离的，主要表现为大部分女性劳动力都集中在一些低收入、低声望的“女性化”职业里②。学者的研究还发现，性别隔离的程度是影响男女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因素之一③，一个社会的性别隔离的水平越高，男女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越大；另外，还有学者指出，职业的性别隔离不仅仅影响男女间经济收入的分配，同时还影响许多非经济报酬（如工作条件、生活方式以及消费实践等等）的分配④。因此，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被看做是劳动力市场中男女平等的主要指标之一。社会学家进一步认为，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不仅是衡量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平等的重要指标，同时，它也是体现性别分层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假定是：职业是当代社会分层系统的基础因素，职业身份决定了个人的基本社会经济状态，决定了个人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大体位置，而男性和女性在职业结构中的分布状态又决定了性别分层的基本形态，职业的性别隔离是导致两性之间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是性别隔离的？为什么人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会产生性别分化？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女权主义学者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论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1)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理论和“统计歧视”(statisticaldiscrimination)理论；(2)社会心理学家的“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3)女权主义学者的“父权社会”观点；(4)社会网络研究者的“社会网”理论；(5)组织理论家的科层制度规则理论。1.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解释：“理性选择”与“统计歧视”。经济学家对于职业性别隔离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解释，一是“理性选择”，二是“统计歧视”，这两种解释是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的。根据这种理论，一个人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水平、技能资格以及工作经验等等）决定这个人收入的高低。波拉切克运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⑤。他认为，不论男女，他们都是理性的劳动者，他们选择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使收入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而正是这种理性化原则导致男女选择不同的职业类型。与男性相比较，女性有更多的家庭责任（生育、家务等等）。许多女性甚至会因为这些家庭责任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而这种离开会“损害”她们的人力资本，因为她们工作技能和经验的积累会因此而中断。基于这种考虑，女性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会倾向于选择某些特定的职业，这些职业对工作者的人力资本要求比较低，从而对女性（因为家庭的缘故）间断的就业状态的“惩罚”最小（对她们的工资影响最小）。因此，波拉切克提出的解释是，女性之所以会集中在那些低收入的“女性化”职业中，是因为女性自己“理性地”选择了那些人力资本投资比较小且可以让她们兼顾家庭的职业。格瑞·S·贝克则进一步声称，人们在家庭责任与劳动力市场两者之间不仅“理性地”分配他们的时间，同时也“理性地”分配他们的“努力”。女性往往分配更多努力在家庭事务上，从而她们在工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就相应减少，这就导致了女性的生产力低于男性——即使她们拥有与男性同样的工作资历或学历技能。雇主因此对女性劳动力的价值评估较低，他们更愿意把好的职位留给男性，把高的工资付给男性，这就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和男女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⑥。波拉切克和贝克的上述观点遭到许多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针对这些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家修正了他们的观点，提出了“统计歧视”理论⑦。这种理论认为，由于雇主无法精确的评估求职者的素质以及他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commitment)，他们在雇人或安排岗位的时候往往会遵循统计学（大多数）原则。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女性劳动者（同样是因为生育小孩或其它家庭责任的缘故）往往比男性更加容易退出工作，从而会增加雇佣及培训成本。因此，雇主会更加倾向于将女性安排在一些对经验或技能的依赖程度相对比较低的职位（如果有人离职，也更加容易找到替代者）。因此，这种做法体现了雇主的“理性选择”原则，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别歧视——虽然被称为“统计歧视”，而且其出发点仍然是人力资本理论。2.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性别角色的社会化与工作偏好。关于导致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的因素，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们提出了“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这种观点认为，职业的性别隔离主要是由社会和文化的因素而非经济的因素所造成的，即，我们所处的社会在观念、规范甚至是制度的层面上对男女的性别角色存在不同的认知和定位；而且这些观念、规范或制度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化”——家庭教育、正规教育、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得以维持、强化并传承。通过这些“社会化”过程，男性跟女性在偏好、兴趣和价值观等方面产生了性别差异，并从小就对自己将来的职业有不同的期望，而这正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的主要原因⑧。这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女性较为集中的职业往往带有“女性化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特征，比如“灵巧技能”、“文秘职责”、“抚育技巧”或“服从性工作”等等；而男性较为集中的职业则往往带有“男性化技术和工作环境”，比如“重体力劳动”、“极端恶劣工作环境”、“数理技术”以及“职权岗位”等等。而那些男女混杂的职业则不存在“女性化”或“男性化”特征⑨。3.女权主义学者的解释：“父权制”的影响。与“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相似，女权主义学者也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职业性别隔离的产生，不过，女权主义理论重点强调的是受男性控制的社会主流意识对女性的歧视。女权主义学者指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是由父权制所导致，因为父权制强调男女的社会分工——家务工作和照顾孩子是女人的责任，而在外面挣钱养家则是男人的事情。正是这种父权主义的观念和制度促使女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往往不得不寻找那些可以兼顾家庭的职业或岗位，而男人则因家庭经济需要选择进入那些高收入的职业。同时，在父权制的影响下，雇主和劳动者对哪些是男人的职业以及哪些是女人的职业会有一定的共识。因此，对于那些“男性化”职业，雇主甚至其中的男性职员会有意和无意地反对女性的进入；而对那些进入女性化职业的男性，社会往往视之为“异类”⑩。所以根据女权主义的观点，正是这种父权制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4.社会网络研究：社会网络的效应。社会网络研究者提供了另外一个解释职业性别隔离的视角——社会网理论。社会网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是嵌入(embedded)于社会网络之中的，而这些社会网络会影响他们获得的信息、他们所遵从的社会规范以及他们对某人或组织的忠诚度和责任感；当个体在社会网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对外的联系(connections)是外生(exogenous)于他们的经济行为的时候，社会网与其经济回报就是一种因果关系。社会网络理论家格兰诺维特在他的经典研究中发现，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如朋友关系，在找工作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1)。史密斯—洛文和迈弗森Smith-LovinandMcpherson(1993)使用这种理论来解释职业的性别隔离。他们认为，由于人们从小就倾向于交同性朋友，因此非正式社会网络是性别分化的——男人的交往圈主要由男人组成的，而女人亦更经常与女性朋友交流信息或交换意见。这种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使女性社会网交流的信息往往是与家庭或亲情有关，即使女性在交换与找工作有关的信息的时候，这些信息也往往是“女性化”的，而男人社会网络中流传的信息则往往跟赚钱或升职有关。史密斯—洛文和迈弗森指出，这种性别分化的社会网络有着双重的效果：首先，人们找工作的信息经常来自他们的社会网，因此这种性别分化的信息直接导致他们找工作的结果也产生性别分化；另外，它会巩固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从而使男女产生不同的职业期望，而这正好解释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隔离(12)。5.组织理论家的解释：科层组织规则导致的后果。组织理论家对于职业性别隔离现象提出了一种制度主义的解释，他们认为性别隔离现象是科层制规则和程序所导致的意外后果。一些研究者在分析组织内部结构时发现，科层组织的发展带来了组织内部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强化了职业性别隔离现象(13)，比如，组织规模越大，性别隔离程度越高，组织规模不断扩张，性别隔离程度也随之提高(14)。6.职业性别隔离的测量方法。测量职业性别隔离最常用的指标是相异指数(indexofdissimilarity)，简称D指数或者职业性别隔离指数。这一指数反映的是多少比例的女性改变职业才能达到男女职业分布的均衡。当这一指数被用以比较不同年代的男女职业隔离程度的变化趋势时，需要把这一指标加以标准化，标准化的D指数代表所有职业规模相同情况下职业隔离程度。标准化的D指数反映出如果职业相对规模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职业隔离程度的变化。本文就采用这两个指数来估计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及其变化。D的计算公式如下：上述公式中，Wi为某一类职业的女性劳动力数量，W为女性劳动力的总数，Mi为某一类职业的男性劳动力的数量，M为男性劳动力的总数。D指数的解释是需要百分之多少的女性劳动力改变职业才能使各类职业中的男女分布达到均衡——即不存在职业性别隔离。例如：计算出的D为30，这意味着，在现有的职业性别分布中，需要对30%的女性劳动力的职业加以重新安排才能使所有职业的男女比例达到总体平均分布。标准化D的计算公式为：上述公式中，Wi为某一类职业的女性劳动力数量，Mi为某一类职业的男性劳动力的数量，Ti为某一类职业的劳动力的总数量。标准化D的解释与D相同。二、职业性别隔离的总体变化趋势对于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状况及其变化走势，已有一些研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但所得结论不完全相同。舒晓灵分析了6大类非农职业1982年到1995年的性别隔离水平及其变化(15)，发现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虽然很低，但从1982年到1995年间呈稳定上升趋势。易定红和廖少宏(2005)则考察了我国城镇从业人员所从事的16种职业从1978年到2001年性别隔离水平的变化趋势(16)。他们也认为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与其它国家相比）比较低，且在1978年到2001年间变化幅度非常小。蔡禾和吴小平的研究采用7省11城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1985年至2000年44-51种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其结论是：性别隔离程度有所提高，性别隔离的职业种类有所增加，对女性隔离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