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农户消费理性行为的实证研究—重庆市农户消费调查数据的分析验证

1农业经济学2中国西部农户消费理性行为的实证研究—重庆市农户消费调查数据的分析验证李圣军、王志刚、宋敏(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自然资源与区划研究所)一、导言从1997年我国进入通货紧缩的阶段开始，很多学者就提出了开拓农村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国家也相应的采取了税费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按照播种面积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等各种措施，希望以此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刺激农户的消费。那么单纯的增加农民的收入就可以让农民增加消费支出、开拓农村的市场吗？这些政策的实施结果又是怎么样呢？通过最近几年农民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大体判断出国家政策的有效性。具体情况如下表：表1：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表单位％年份最终消费贡献率资本形成贡献率净出口贡献率农民消费贡献率198074.7324.261.0135.11198566.2656.36-22.6232.92199043.6318.8337.5411.29199557.8639.063.0824.86199664.8630.454.6932.09199754.4724.2321.3015.83199868.7926.494.735.61199990.3831.49-21.8713.09200073.1626.97-0.1315.74200146.7653.62-0.3812.00200238.5354.866.619.73200330.5072.92-3.424.45资料来源：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11此表格中各个比重的算法：支出法计算的GDP中各个部分增加值占的总增加值的比重3由上表可以看出，从1997年开始，国家实行的所谓的“刺激内需”的政策作用并不明显，1999年和2000年虽然初见成效，达到了15.74%的比例，但于1997年前的比例相比相差明显，但从2000年开始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又开始不断下降，甚至下降到了2002年的9.73%，2003年的4.45%。而由于从1998年开始国家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一直到了2003年的72.92%。如果从1980年开始，无论增长速度的快慢，农民的收入都是在增长的，但是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趋势上却是一直下降，不能否认有农村人口减少的作用，但是农户的有效需求没有释放出来也是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为了开拓农村市场，我们必须对农户的消费行为进行具体的分析，找到农户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消费比重却不断下降的原因，同时寻找启动农村市场的真正的有效方法对农户消费理性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且大多数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农户消费是非理性的。由于选择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样本数据的特点，本文对炫耀行消费没有进行分析。按照西部农户对各项消费的可控制性，对农户消费结构进行了重新划分，分成了农户无法控制的特定性消费和农户可以控制的非特定性消费两个部分。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除了炫耀行消费外，西部农户消费的非理性一部分是由外部的非可控环境造成的；农户本身是比想象的趋于理性，在消费决策中,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因此在本文结论的基础上，如果想开拓西部农村市场，单纯依靠“刺激消费”的政策是不可行的，因为农户是趋于理性的，其消费轨迹已经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达到最优了。同时通过简单的增加西部农民收入的方法开拓西部农村市场也是不可行的，而且事实也验证了这个结论。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可以得出,如果要想开拓西部农村市场，必须针对西部农户面临的外部环境采取措施，主要有重建或者完善农村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真正事实九年义务教育，免除或者减轻农户教育费用的支出，同时还要改变的农村的消费习俗等。二、有关农户消费理性的文献综述根据农户对消费结构中各种消费支出的控制程度，我们把农户的消费结构划分为图1中所示的五个方面：非特定性消费支出、住房费用支出、教育费用支出、医疗保健费用支出、生产资料费用的支出等。根据划分的依据和本文研究的需要，非特定性消费支出主要包括农户基本能有效控制的生活必需品、家庭设备用品、服务支出、交通及通讯费用和文化娱乐用品等。特定性消费支出主要包括农户无法进行“有效控制”的住房支出,医疗费用的支出和教育费用的支出4等三项支出；当然,不能有效控制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能控制。图1：农户具体消费结构图纵观西方消费行为理论的研究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概括出西方消费理论发展的大体脉络，主要是从即期消费到跨期消费、从确定条件下的消费到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这样两条发展主线。这样的发展主线和实际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是相适应的。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对信息的获得和分析能力是不断上升的，获得信息的代价是不断下降的；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消费者面对的不收入消费财富非特定性消费教育费用支出住房费用支出医疗保健费用教育费用积累住房费用积累医疗保健积累25—3031—4041—6061以上生命周期5确定性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消费者可以对收入在即期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合理的预测和分配，从而实现消费者一生消费效用的最大化。（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确定性均衡理论不确定性理论图2：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脉络西方消费理论是在西方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而我国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无论是在消费者行为外部环境的假定还是在消费者行为的内在设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待这些消费理论，我们必须在进行经验验证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改进完善。对于这些消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应该说国内的学者也一直在没有间断的进行分析。下面将对相关研究进行一下简单回顾。关于西方经典消费理论的适用性：王军（2001）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并不符合西方传统的消费理论。刘建民、欧阳俊、靳云汇（2003）在《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理性预期检验》中通过正交性检验和敏感性检验已经检验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符合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赵航、赵可心、李子奈（2000）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得出结论：影响消费决策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农户的收入，其他的影响因素作用都比较微弱，也就是说，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最能解释我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关于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叶海云（2000）从理论上证明：伴随消费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流动性约束迫使中国居民不得不确立短期储蓄目标，其现期消费水平不是由现期资产和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有短期收入流和短期储蓄目标决定的，故而现期消费低于最优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随机游走理论即期预算短期行为终生预算前瞻行为预期预算前瞻行为即期预算后顾行为跨时预算前瞻行为6水平。万广华、牛建高（2001）通过罗伯特·霍尔的消费函数及其扩展模型表明：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因素这两个方面造成了我国目前消费不足和内需无法启动的原因。但是欧阳俊、刘建民、秦宛顺（2003）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居民并不存在流动性的约束，因此只在缓解流动性约束的政策对刺激消费不会产生任何的作用。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2003）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消费不存在着显著的流动性约束关于消费的短期性：汪红驹、张慧莲（2002）揭示出了不确定增强和流动性约束是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我国居民只能根据自己的财产和当期的收入还有短期的储蓄目标来合理的确定自己的消费。叶海云（2000）利用“短视”消费行为的模型表明，尽管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户的储蓄目标差别不大，但由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要比农村农户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高的多，所以农村农户必须要比城市居民快的多储蓄速度进行储蓄才能达到其储蓄目标，从而导致我过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比较低。朱信凯（2002）根据自己的调查数据也说明了农户储蓄行为的“短期”性。臧旭恒(1994)指出，跨时预算的实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消费信贷等金融机制。第二个条件是居民拥有一定量的资产存量。我国农户的消费行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比较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理论。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民收入迅速增加，资产存量也有了显著的增加，同时获得银行贷款的外部环境也有了显著改善，实现跨时预算约束的条件逐渐得到满足，但是由于我国目前仍然处在转轨阶段，加上二元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存在，农村的跨时预算约束仍然面对着很大的困难。但是，我国农户消费行为的演化趋势是确定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将不断上升，农户的跨时预算能力也将不断增强。因此农户的消费将肯定向理性预期、跨时预算的方向演化。通过上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几乎全部的消费行为分析都是将消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对农村消费结构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没有根据他们本身的独特特点进行单独的分析，而实际情况是在农户的消费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特点是不相同的，尤其是农户对各种消费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因此不能简单的将农户的消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相关的分析。三、农户特定性消费的描述分析（一）数据来源本论文的数据来自农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宋敏研究员主持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的调查，该调查主要是选择了重庆市所属的合川市、潼南县、丰都县，在这三7个县及市中，潼南县、丰都县是随机的选择了10个村庄，在每个村庄中也是随机的选择了10个农户；在合川市是随机的选择了15个村庄，每个村庄随机的选择了10个农户。对这些选择的农户就其家庭基本的情况、收入来源、支出结构等进行了调查。（二）医疗支出的特点描述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人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定的隔阂，现实中的核心家庭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多。由表2可以看出，在调查样本中，核心家庭已经占据了家庭总数的78.4%。但是，由于传统习俗和农村各项相关保障制度的缺失，我国农村形成了家庭养老的现状，这样的现状决定了无论是否分家，儿女都要承担父母的医疗支出和其他相关开支。表2：不同性质家庭的医疗支出均值比较61岁以上的老人情况医疗支出均值家庭数量没有500.55196有1个311.2237有2个559.6517合计476.55250注：此表由作者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得到由农民的纯收入、家庭老年人的人数这两个解释变量对西部农户医疗支出进行回归可以得到具体回归关系如下：354.8170.018126.271tttMyN（0.427）(0.876)20.0530.344(0.710)RF由上面的回归关系可以看出：西部农户的医疗支出tM和纯收入ty间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由于核心家庭比重上升和农村仍然存在着家庭养老的习俗，两者共同决定了家庭中61岁以上老人人数tN前的符号为负号，同时也不显著。在样本的调查过程中，养老费用的支出是在农户支出中的转移性支出部分表现出来的。所以，如果一个农户家的老人数量为0，这并不意味着该家庭没有老人抚养，只是两个老人自己组建了一个家庭而已，也就是所谓2在本文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的是相应系数的P值，以下相同8的核心家庭，但生活费用还是儿女承担的。图3：西部农户医疗支出的分布概况单位：元农户纯收入(元)19918141081165610448946487528165758468956385606556455303482843554090339827902041477医疗支出(元)20000100000根据上面的回归关系，同时结合上面图3，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农户的医疗支出具有明显的三个特点：随机性强、低水平徘徊、无法有效控制等。从预期的概念可以得出，理性农户的消费轨迹是先利用所掌握的全部信息对不确定性进行预测，然后合理、最优的安排自身消费。由于西部农户收入水平比较低，尤其是处于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农村，再加上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农户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进行银行储蓄进行预防就是理性的行为。所以，医疗费用支出本身的特点造成了农户的预防性储蓄。在包括医疗费用的前提下，以前相关学者对消费进行理性分析得出农户消费非理性的结论也就不奇怪了。很明显这样的验证前提和结论都是有问题的。制度缺失和收入不高这样的外在客观情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