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态势

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态势——第六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采微女性文学发展态势与论争气象第六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2月26—30日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就学界所关心的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向提出了“21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态势”这一宏观研讨课题。目的是总结自95'世妇会以来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推动女性文学研究向专业化学科化方向发展。针对“发展态势”这一主题分设了若干不同子题，各子题的论文汇集起来，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壮观景象，与会者在交流中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提高了理论层次。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最新研究课题，来自不同立场、视域、层次的观点往往激起专家学者的交流欲望，会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气象。在研讨会现场，自由发言经常比之论文宣读具有更为精粹的思想火花，更为真切的立场观点。自95'世妇会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铺盖而来，与中国“女性学”各学科各门类的崛起同声同气，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景象。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女性文学。吴思敬在《开拓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局面——第六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1995年第一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以来，“女性文学研究队伍壮大了，出现了许多年轻的新面孔。探讨问题的学术档次、提交论文的学术质量都有非常明显的提高。”女性文学研究正出现一个后继有人的良性发展势头。参加研讨会的不仅有历届活跃在该领域中的著名专家学者刘思谦、盛英等人，还有河南大学、南开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多个院校由女性文学专业导师推荐的在读研究生。与以往研讨会谢绝在读研究生的惯例不同，本届研讨会更希望听到年轻的未来研究者的声音。南开大学在读博士生刘垄、王越的论文颇引与会者的关注。刘垄的《试论〈生死场〉“宏大叙事”背后的隐形文本》，从意义与文本两个层面对男性批评家所下的定论提出质疑，多数男性批评家将《生死场》视作“民族寓言”，力图提升作品的“价值”与意义，这种思维走向以男性批评标准为出发点，掩盖了“宏大叙事”表面之下的隐形女性写作文本的存在。刘垄认为，《生死场》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女性经验而非“抗战经验”的真实上。王越的《试论“金锁”质地——对张爱玲金锁记〉的女性主义思考》，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探讨了七巧悲剧命运的成因。指出所谓“金锁”，所寓指的并非如一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黄金和情欲，同时还是对社会传统性别格局和父权制度的巧妙隐喻。刘主豆、王越的论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具体文本进行深入细致极具说服力的剖析，表现出成熟客观的女性主义批评立场。与此相近的研究，较为普遍地存在于青年研究者中间。如董丽敏的《论九十年代女性文本中的同性恋景观》、刘钊的《女性意识在女性散文中的衍进》、关涛的《女性新形象——第三类女性》、张宏薇的《苔丝与艾德娜：父权制度下的悲剧》、张华的《渐渐远去的苍凉的手势”》等论文。在此次研讨会上，由文本出发而形成的部分研究成果昭示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已成熟为一种批评方法，理性客观地跻身于林林总总的学术派别中。这种发展趋向，说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已渐深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也只有在对大量文本的发掘、梳理后才会走向成熟。研讨会上关于“态势”问题在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那里得以阐释，其中包含着研讨会形成争论的几个热点问题——语境、性别身份(立场)、身体写作、人文关怀、两性对话等。刘思谦认为，95'世妇会以来的女性文学发展态势，由热点、焦点走向边缘、由高潮走向平稳。对文学发展来说，这是一个正常态势，有利于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一些女性文学的问题。她在《世纪之交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姿态》中提出，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面临的语境有三种：一是政治权利对文学的控制并没消失，但形式上与“十七年”、“文革”有很大不同。二是市场经济指导下的商业化广告化话语。三是大专院校研究机构机关等体制带来的机械的、量化考核评奖制度造成的经验化、适用化的扼杀生命创造力的话语。女性面临的男权话语语境也存在，但男权话语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独立话语力量，而是渗透在上述三种语境中。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在三种语境的夹缝中生存。其写作姿态归结到一点，是在变化中不断寻找、调整自己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的内涵是女性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双重自觉，它既认同友人，又认同个人。后一个认同特别重要。这种姿态带来的是女性文学的三个变化：生活的日常化、历史的个人化、城市的女性化。边缘性是时代为女性留出的最好位置。不需要走到中心成为焦点、热点，那样可能失去女性文学之为女性文学的根本。谭湘在她提交研讨会的《谭湘就女性话题答〈青春〉杂志记者问》中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创作苗头。一些我称之为比较成熟的女性文本业已面世或正在酝酿之中。但女性写作从整体上来说无疑更时尚化了。传播手段更加先进，生活节奏更加快捷，人的生存压力加大，个人的精神空间日渐减少，人们的阅读口味变化多端，人们的行为方式更趋个性色彩，一批读者热心追求阅读的新奇和追求感官刺激，图书的版式和内容‘小资'情调弥漫，淡淡的忧伤和放浪之野蛮，作家们中，一心要加入主流话语的，和任什么都‘浑不吝'的诸种流派的分野……女性写作本身正经历着各式各样的诱惑和考验，形态日渐多元化，时尚化，快餐化，网络化，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可能不会占据大众阅读中心，甚至可能会进一步边缘化，但是，从我主观上我还是喜欢那些真正有意蕴的很有文学机理的作品，我一直为这样的作品感动和叫好；而且，如果像我这样爱好的人越来越多的话，真正优秀的女性文学的市场应当是越来越大。“女性文学写作与研究时的困惑，谭湘认为，”撇开自身的先天条件不说，仅从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本身，从历史的沿革说，女性是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话语体系的，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的一些文字表达，譬如要求的文章表述的逻辑性，要求我们的文学作品所应当具有的种种品质，事实上都属于男性霸权文化的逻格斯范畴，包括一些词的词性，比如‘史诗'、‘英雄'、‘阳刚'、‘阴柔'等等，都是社会性别色彩很浓的带有某种性别定位和性别歧视的，而你如果企图不使用这些先成的文字，你几乎没法张口说话。……我发现，我要么得用既有的文本范式去言说我的想法，要么我孤单地这样继续去尝试去写作却不一定获得那么多的掌声，要么我不说话选择‘失语'——可那将更不是我所之情愿!所以，这种无以言述的尴尬，应当说是我从事女性写作研究中的最大的困惑，也部分制约了我在女性文学方面的深一步的研究和探索。而且，我注意到，我的众多的女性文学同道的姐妹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多‘绕道'走了，她们现在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性别、种族、阶层等等更为广泛的层面，作了一种平行的位移，我想这也许是当下摆脱窘境的途径之一。”林丹娅在《批评的批评——当下女性文学迷津之解读》中认为，新时期以来，写作的分化造成内涵的多重复杂性，由复杂性而形成的对女性文学的解读与操作的诸多问题，使得女性文学的批评也显示出十分复杂困窘的情况。如西方女权主义误导论个人化写作偏颇论等，准确地分析与澄清女性文学的真实问题，正确地认识与清理女性文学与女权主义、个人化写作的理论渊源及关系，才能修正批评的误导，促进女性文学真正走出迷津。一、女性文学的层次性与层面性。要肯定的是由大一统的叙事模式与审美趣味到今天的女性文学所呈现出的形质迥异、层面不一、功效繁杂的写作状况，表明女作家因思想指向、生活形态、文化旨趣而异的写作得到较为宽松与充分的施展。其对女性文学的真实意义在于，在高层次与低层次写作之间，构成文学文本的诸多艺术元素与生活内涵，并非孤立。二、女性文学的几个层面与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分析。第一，性别意识的突显带来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一些作家作品显示出或多或少的、或自觉不自觉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进入个性化写作以后从摹仿到创新的一个必然规律。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理论话语的传播，加速或明确了性别意识，即强调女性要写自己，你写自己从摹仿开始，但最终会写出自己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负面性的，商业经济的操作，以尤其是女性之性，被一些作者出版商有意识地作为卖点。第二，文化消费形态的变化。改变促进了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一种交融，通俗文学、流行文字的元素通过文化消费模式，影响以至进入高雅文学与经典文学的解读与欣赏中。第三，书写与传播媒介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一些公共与私人空间的界线模糊。如网络写作。网络把写作的私人化与作品的公然化两极结合在一起。三、对女性文学认知与批评的混淆。把突显女性意识的作品、沦陷在商业化以“性”为卖点的作品、个人化写作偏颇所造成的隐私文本混为一谈。第一、由男性操作的“隐私化”写作到了女性手里就会被认为具有“小、隐、私”的女性所具有的写作特征。把它与女性主义关于女性作家应该描述自身的感受、经验、成长、经历的要求混淆。第二、以女性身体作为商品卖点的、“形女实商”的“性”写作，则与女性主义关于女性身体是历史文化记忆的承载物，女性必须通过书写自己的身体而发现自己与文化的关系和策略混淆。第三、把女性主义经典言论作为塑造贬义人物的性格手段，从而与女性主义话语混为一谈的“形女实男”写作。第四、没有充分认识女性文学本身可能包涵着的各种不同意识形态、文化形态、道德形态、表现形态的写作，把“女性文学”认定为一种性质的“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写作存在于各个层次与层面的问题，都被它当作是“女性主义的误导”，从而引发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请算、批评与指责。虽然“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实践中一直处于相互补充与扬弃的过程中，但建立在这种认知模糊基础上的批评，无助于对女性主义真实面貌的认识，从而也无法真正为中国化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做出建树。王敏在《面对世纪末的焦虑一一龙应台杂文创作的意义》中指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相当一部分女作家在书写女性的个体成长和内心体验的突破的同时，明显地流露出思想的弱化和贵族化倾向。她举例董丽敏在研讨中提出的女性书写存在的问题：对城市女性的关注以及对农村生活的漠视，对精英女性生活的关注以及对普通女性生活的漠视，对主流女性文化的关注以及对边缘女性文化的扭曲，以及关于身体写作的尺度、木子美现象等，这些问题在会上引起了争论。王敏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女性文学面临的一种“焦虑”，需要做的是对女性书写中的“自说自话”、人文关怀失落的反思。她从龙应台的杂文中发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书写。在全球化语境中，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对跨文化的反思和直面现实社会、批评的犀利以及女性生命力体验的温柔书写，提供了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在自由发言中，韩健敏根据女性文学研讨中种种歧视女性的不和谐声音，感慨良多。她认为，女性文学研究要跳出女性文学来反思女性文学。韩健敏认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尴尬，首先是女作家与女批评家对女性文学的理解有一个错位。譬如迟子建认为，文学应该是审美的、开放的、大气的，不同意文学靠在狭隘的性别上。这种看法在女作家中普遍存在。而女性批评家往往从女作家作品中读出了性别主义的东西。加以分析引导，或者建立自己的某种理论，其价值和作用就与女作家的自认形成了错位。这是一种尴尬。如何进行统一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其次是社会上对女性文学研究某种意义上的误读。在学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就是女人在写自己的体验。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美女作家一轮又一轮地出现。在大众心目中，她们写的就是女性文学。这种误解使女性文学的档次在大众眼中下滑。女性文学批评有点儿像卡拉OK，自娱自乐孤芳自赏。女性作品中呈现出一种生命体验或身体展示，有男性评论说，这是女性以另一种方式在参与选美。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种尴尬。三是女性文学研究面临的困惑和可能有的出路在于，如果女性文学研究过分地关注女性作为性别本身的感觉，身体特征、生命特质，容易使研究走上狭隘的境地，得不到广泛的认同。或者不能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引起深刻的对话。如何跳出局限，如何在更宏大的视野下进行更深刻的文化反思，来提升女性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女人作为女奴的年代，要实现人的权利，她要解构和颠覆男权中心。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不是终极目标。目标是使女人成为人之后，要实现生命的丰富多元，实现一种女性的自我价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