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自贸区好事多磨

1东亚自贸区，好事也多磨陆建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0月30日第01版）在刚刚闭幕的东盟系列峰会上，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在第12次东盟加中日韩峰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建议“稳步推进10+3东亚自贸区建设”，得到与会各国领导人的正面回应，并将其写入了会议主席声明之中。而同期召开的第15届东盟峰会，也对东亚自由贸易区倡议表示赞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东亚合作成为这次系列峰会的热门话题，受到世界的关注。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最早出现在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的报告中，它是作为构想中的东亚共同体的三大支柱之一提出来的。2004年，10+3领导人曾决定成立专家组来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后者于2006年提出报告，认为由东亚13个成员组成自贸区是可行的，并建议尽早启动谈判程序。但因种种原因，10+3成员对此建议未达成一致。此后，关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在政府层面暂告一段落。但在民间，有关建立10+3东亚自贸区的研究和呼吁一直没有停息过。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也是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区域化潮流的必由之路。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新兴地区。这个地区既有日本、中国这样世界排名二、三的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又有韩国、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还有资源丰富、潜力巨大的东盟国家，经济互补性突出，具备建立“南北型自由贸易区”的良好基础。东亚自由贸易区如能建成，将一举改变现行的世界经济格局，东亚地区将与北美、欧盟并列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区，届时，将极大地提高东亚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东亚各国人民也将充分享受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同时，东亚自由贸易区还将成为未来的东亚共同体的“入口”，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好事多磨。当前，东亚国家对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各有各的想法。中国主张建立“10+3东亚自贸区”，这是非常务实的。12年来，东亚合作始终以10+3为主渠道，至今已在18个领域中建立了约50个不同层次的对话机制，东亚区内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沟通和合作渠道。在经济方面，金融合作一马当先，在贸易方面，东盟已分别与中日韩签署了双边（10+1）自贸区协定，其中中国-东盟自贸区即将建成。在此基础上建立10+3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谓水到渠成，难度最小，成本最少。日本主张建立10+6（除10+3外，加上印、澳、新）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自贸区的高级形式），东盟则主张两种方案并行研究。东亚地区多样性突出，各国对自由贸易区想法不一，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大家都有推动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愿望。这将鼓舞东亚各国去实现这一恢宏的愿景。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任重而道远，但值得我们共同努力奋斗。（作者为中国亚太学会常务理事）2013年6月18日在天津召开的第五届东亚商务论坛上，来自东亚各国的工商界人士表示对正在谈判的“东亚自贸区”(10+3)和“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10+6)充满期待。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前者一旦建成，将成为一个涵盖234亿人口，经济总量近20万亿美元，外贸规模达10万亿美元，吸引外资3200亿美元的自贸区。据悉，中国对东亚地区投资金额占全国对外投资的67%，而东盟国家利用外资额近50%都是来自亚洲国家。东亚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13年06月19日07:17来源：经济参考报）东亚自贸区：日韩需努力发布时间：2010-06-06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日本经济外交问题专家周永生北京大学日本问题专家王新生温家宝总统出访亚洲四国，并会出席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这让三国自贸区的猜想再度浮出水面。记者：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的确立，对于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着怎样的推动作用？周永生：这个会议机制对三国自贸区的建立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三国领导人会晤不可能总是泛泛而谈，总要推动三国之间的交流机制和经济贸易合作，何况三国自贸区建立是三国官产学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首脑机制的会晤终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这个问题和相关话题。王新生：自贸区建设具有必要性。全球化的前提是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在这方面，欧盟、北美自贸区都走在东亚的前面。东亚地区需要一个自己的经济一体化构想和实施步骤。但从实际背景来看，中日韩三国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诸如朝鲜半岛这样的不稳定因素。因而三国之间，信赖的关系能否建立，将影响到一体化的具体进程。记者：从2002年中国提出三国自贸区的设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年，为何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主要的阻碍因素有哪些？如何解决？周永生：主要的阻碍因素之一是日本和韩国不愿意开放农业市场。这两国觉得中国农业比较强，建立自贸区会削弱他们本国的农业，因此他们有很大顾虑。另外自贸区需要多方加强信任，而中日之间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任度不够，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虽然目前日韩也表示愿意发展自贸区，但多数流于口头表达，没有实际推进的步骤。而我们看到，这些障碍问题也不好解决。如农业市场问题，是日韩国内的结构性矛盾，日本农业不仅比中国弱，比东南亚一些国家也略显不足。如果按照自贸区原则开放市场，农业会受到很大冲击。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由于三国的互信程度不够，影响了机制建立的推进。王新生：在自贸区的问题上，中国表现得比较积极，相对而言日韩消极一些。日本说起来是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实际上市场比较封闭。日本担心一旦开放自3由贸易，中国的廉价商品、消费资料、轻工业产品、家用电器、农产品等方面会对日本国内的商品造成冲击。另一个影响因素则是美国的因素。日本的行动受到美国的钳制。美国一直希望保持在东亚的影响力和利益，建立一个排他性的自贸区对美国不是好事。三国之间都存在领土领海之争。如日韩的独岛问题，中日的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等，都阻碍了双方合作的进程。记者：自贸区的建立，中国将得到哪些益处，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周永生：毫无疑问中国的市场会获得很大的好处，可以说是突破性的扩大。中国现在对日对韩出口有一些逆差，尤其是对韩出口，逆差特别大。而且对日韩出口中，日本厂商、在华综合商社和日本在华合资企业带动的出口比较多，中国自己的产品很难打进日韩市场。这一方面是因为日韩带有民族保护色彩的国内制度，不单纯是海关制度。因此，实现贸易自由化流通，有助于我们的企业直接开拓日韩市场。虽然届时可能也会遇到障碍，但在自贸区体制下，我们有理由要求对方消除这些障碍。但这个自贸区并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对我们的害处主要是日韩的高档工业产品容易占领中国的市场。日韩企业内部联系很紧密，排他性很强。而中国企业缺乏内部的联系，也没有排他性，在市场竞争中很容易被分化。王新生：自由贸易区是区域内商品自由流通的过程。我们目前走的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对外贸的依存度很高。如果某些产品具有竞争优势，会在自贸区过程中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在自贸区前提下，资本技术也可以自由流动。比如中国具有消费资料竞争优势，可以借助于发达的日韩资金和技术来推动我们产业结构升级。日本就很担心这种归去来兮效应。但对中国来说，也存在不少问题。日韩在某些强项上，具有核心技术，相比我们更有竞争优势，尤其是服务业、金融、证券、高精尖技术方面等。在这些领域日韩会对中国形成冲击。记者：我们可不可以期待诸如欧洲《申根协定》那样广泛互信的时刻？周永生：自贸区落实到实际的进程，目前还不好估计。这会受到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决断能力。从目前来看，日韩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略显优柔寡断，缺乏具体的落实的力量。王新生：我们看到目前有效的机制还没有建立，三国间相互的信赖关系也还没有建成。自贸区的落成，将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通过不同的时间和阶段，才可能完全实现。当然，我们可以定出一个时间表，确定各种产品、领域自由流通的时间，一直到最后实现统一货币或者统一宪法。东亚需要高水平的自贸区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张建新亚洲需要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同美国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关4系，中国引领的亚洲地区主义不是让美国重返亚洲，而是让美国融入亚洲。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美国将参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谈判，美国主导的TPP第一回合谈判于2010年3月正式启动。TPP以其高标准、宽领域而成为亚太地区具有典范意义的自由贸易区模板。美国为何要突然发起TPP谈判？其背后的战略意图何在？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在重返亚洲的大背景下，美国发起TPP谈判，其战略意图可能有以下几个：首先，实行“阻止”战略。所谓阻止，就是防范东亚和美国之间出现一条“太平洋界线”。就美国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价值观来说，世界上有两个地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个是俄罗斯之外的欧洲；一个是东亚。其他地区在经济上具有离散性或碎片化的特征。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经济事务上已经出现了一条“大西洋界线”，如今欧盟自成一体，除安全事务以外，美国实难掌握欧洲的未来。由于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滞后性，美国与东亚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依赖美国的市场、投资和技术。但是，过去10多年，美国在全球反恐，而东亚则全力推进地区一体化，形成了以三个10+1协定为基础，逐步朝向10+3和10+6推进的态势，这令美国担心出现一条“太平洋界线”。如果这条界线赫然形成，则不仅美国在东亚影响力大大削弱，且美国未来对亚洲事务的深度介入将失去机制化路径，如同美国失去对欧盟经济事务的发言权一样。届时，美国的影响力将收缩到其盟国的安全领域。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难以进行力量整合，而且在这些地区维护美国的利益需要付出高昂代价。因此，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12月开始TPP谈判的政治推动力。通过TPP，美国将成功地阻止太平洋界线的出现，确保这一经济高增长地区不会“欧盟化”，使美国免于沦为东亚一体化的“局外人”。其次，实行“对冲”战略。TPP的对冲效应，就是抵消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事务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美国的这一战略企图，过去主要表现为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现在则倾向于采取切实的行动，拉拢东亚小国制衡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的某些小国，如越南和菲律宾等，当然希望美国继续插手亚太事务，以从中渔利，二者可谓一拍即合。再次，以“跨太平洋”概念压制或排斥“东亚”概念。美国选择P4作为TPP的孵化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P4协定（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组成的FTA）具有地理意义上的“跨太平洋”特点，这显然符合美国消除太平洋界线的愿望。另一方面，美国曾经倚重的APEC，因其包容性、多样性等特点，越来越不符合美国的FTA标准，但美国又不能公开抛弃APEC，因此P4这一相对成熟的FTA框架就成为美国机制重构的一个切入点。最后，以高标准“引领”亚太一体化进程。东亚一直停留在地区一体化的最低层次上。从3个10+1到10+3和10+6，犹如一碗“意大利面条”，盘错交织，但总体上正朝向统一和整合的方向发展。美国不能直接干预东亚一体化进程，因为美国“硬实力”战略在国际上引起普遍的反感，所以奥巴马政府竭力宣扬巧实力，在对待东亚一体化问题上，美国巧实力的具体运用，突出表现在美国通过高标准的TPP模式“引领”东亚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形成两种模式的长期竞争，由于美国在全球塑造国际机制的能力远胜于中国，最终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有可能偏离中国或者中日韩共同设定的轨道，从而使跨太平洋的TPP取代东亚地区内的各5种形式的FTA。这样，不论中国、日本还是东盟，都将失去主导权，并且东盟还会面临着额外的制度调整成本。如今，美国主导的TPP谈判进展迅速，已经囊括亚太12个经济体，反观东亚地区内几种形式的FTA，不仅推进困难重重，而且日本和韩国都有意投奔TPP。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当何去何从实际上，目前国内学术界的声音，并不统统认为TPP是一个对立物，如果说美国这样的霸权国都懂得运用巧实力，那么中国何不同样运用巧实力追求国家利益？美国的国际战略，历来是主动积极地介入有重大利益的国际机制，并且特别擅长“打入”战略，即使是由所谓对手组成的合作组织或同盟也不例外，美国的选择不是游离于其外，而是置身于其间，以审时度势，设法加以控制或牵制，甚至干脆搅